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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日战争之我见 酝酿中的风暴(3)

　　广田及其继承者们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挑起反日情绪”，这种指责的可笑与可悲性只有那些从开战前的岁月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1936年2月20日南京发布的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立即扼杀了爆发于一月份的遍及全国的学生大规模反日聚会，命令包括下列四条：

　　1.对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煽动闹事、破坏交通设施的企图，任何危及民国安全的行动，治安军队和警察将使用武力或其他有效措施加以镇压。

　　2.任何人若被发现以任何形式宣传、鼓动他人从事上述犯罪行为的，无论是通过文字、图画、演讲，还是任何其他形式，都将被当场逮捕，如有反抗，治安人员则可用武力或其他方式迫其就范。

　　3.旨在扰乱社会安定和秩序、蛊惑人心的游行集会，将由有关的治安军队或警察予以解散；游行集会的首要分子以及任何拒不解散的人，都必须予以逮捕。

　　4.任何人如若藏匿或收留上述条款中的违法分子，或帮助他们逃跑，将被逮捕。

　　正是在这种所谓针对“危及国家安全罪”的“紧急状态法”的庇护下，复旦的学生在法令颁布的第二个月便被合法地逮捕了。1936年我在《中国新闻舆论史》（芝加哥大学版）一书的“新闻检查”一节中不得不这样写道：

　　新闻的例行检查，意味着政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来自出版社或其他人们的“干扰”，从而行使国家的职责。当一个政府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上都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人们当然就不在乎把他们的嘴巴闭上；然而，当政府节节败退，属于整个民族的版图日渐减少，人民却不能讲话，新闻媒介的嘴巴也被封上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闻长期受到检查，结果自然是人民会普遍产生玩世不恭和沮丧情绪。统治者总是一再呼吁人民在民族危急关头保持“镇静”。这在东方传统里是再贴切不过的字眼，但是当这种漂亮的“镇静”保持得太久了的时候，当人们感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国破家亡，自己却于事无补时，这种“镇静”就与玩世不恭者的麻木不仁已相差无几了。

　　我还写道：

　　有一个事实是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说今天的中国人还是30年前的中国人，这是谎话；仅仅因为在新闻媒介中，或者在公开活动中，看不到人们有任何反抗行为，尽管自己的国土一天天地被吞食掉，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说中国人对国事“漠不关心”，这也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任何一个不及蒋介石政府那么“强大”的政府都不可能既将人民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情绪压制到这种地步，同时却又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并生存了下来。成千累万傲慢的日本士兵、海员、麻醉品商人，深入到了远至四川那样的内地乡村，而那些岁月里，除了满洲之外，全国只有6个日本人被杀死！这本身就是奇迹。仅看数据即可证明中国长城内的日本人与在满洲的日本人相比，是受到了更好的保护，生命安全更有保障：前者在1936年的死亡率仅仅是后者的三百三十分之一，即便我们设想满洲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版图一样大，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

　　如果有什么人能够获得“煽动”抗日的殊荣，那么这个人肯定不是蒋介石的政府，这一点广田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将简单的事实公之于众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然而却也不无益处。情报司的头目认为我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里陈述的事实真相是往中国人脸上抹黑，这个小官僚甚至还恐吓我说，在我回国时不让我下飞机。现在他应当感到高兴，因为我这里收集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用官方文件证明了的事实，来回答广田的责难，国民党应该被洗清一切煽动反日情绪的罪名。因为这种情绪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能由日本人负责。民族抵抗的决心是深深地扎根在民众心中的，而不是政府领导人为地煽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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