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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常秩　秩字夷甫，有道之士，而荆公挚友也。宋史以其友于荆公也，丑诋之。本传云：“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辞，熙宁三年，诏郡以礼敦遣，毋听秩辞。

　　明年始诣阙，奏对后即辞归。帝曰：既来安得不少留，异日不能用卿，乃当去耳。即拜右正言”又云：“初，秩隐居不仕，世以为必退也者。后安石为相更法，天下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令，独以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谏争为侍从，低首抑气，无所建明，闻望日损，为时讥笑。秩长于春秋，著讲解数十篇，及安石废春秋，遂尽讳其学。”今案同一传中前后相去数行间，而记载矛盾至此，前史所未有也。考神宗以治平四年十月，诏秩赴阙，而秩屡辞。直至熙宁四年始入朝，传之前文所纪者是矣。安石之为相，在熙宁二年，秩之被召，在相安石之前二年，秩之诣阙，在相安石之后两年，然犹三使往聘，以礼敦遣，始勉就道，是犹得云一召即起耶？何其好诬人若此！

　　又何其不善诬人若此！案刘敞杂录云：“处士之有道者，孙侔常秩王令。秩颍州人，初未为人知。欧阳永叔守颍，令吏较郡中户籍，正其等。秩赀簿在第七，众人遽请曰：常秀才廉贫，愿宽其等。永叔怪其有让，问之，皆曰：常秀才孝弟有德，非庸众人也。永叔为除其籍而请秩与相见，悦其为人，秩由此知名。”今考欧公集，自治平三年至熙宁三年，所与夷甫诗及尺牍十余条。欧公长夷甫六年，乃称之曰常夫子，又曰愿得幅巾杖屦以从先生长者游。及其卒也，荆公为之墓表，称其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以刘原父欧公荆公三人之贤，而其向往夷甫至于如是，则夷甫之贤可想矣。而史乃诋之如此，且为之论曰：学不为己，而俯仰随时，如桔槔居井上，欲其立朝不挠，不可得矣。呜呼！徒以其与荆公游之故，而掊击至无完肤，欲不名以秽史得乎？至谓秩尽讳其春秋学，则吾考荆公并未废春秋，则秩虽媚荆公，亦何所容其讳，其诬更不俟辨也。（荆公未废春秋，于第二十章别论之。）崔公度字伯易，博学工文，时号曲辕先生。尝作感山赋七千言，欧阳修韩琦皆重之，刘沆荐茂才异等，辞疾不应。英宗时授国子监直讲，以母老辞。幼与荆公交好，公于嘉祐三年，有与崔伯易书，痛王逢原之死，谓世之知逢原者无若吾两人。逢原安贫乐道，曈然尘表，与荆公正同一节操。而伯易能为二人所许如此，则其清风亮节，亦可知想矣。而宋史本传云：

　　“惟知媚附安石，昼夜造请，虽踞厕见之不屑也。尝从后执其带尾，安石反顾，公度笑曰：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见者皆笑，亦恬不为耻。”嘻！不知踞厕时何以有人在侧，而见者皆笑，又何在厕者之众耶？此直不尽情理至秽极鄙之言，而以入之正史，是诚何心！要之凡其人稍为荆公所礼者，务必丑诋之使不侪于人类而已。

　　王令　字逢原，荆公生平第一畏友，刘原父所谓处士之有道者三人之一也。荆公集中诗文与相往复者，不下数十见。其卒也，为铭其墓，称以天民。宋史无传，而王直方诗话云：“逢原见知于荆公，荆公得政，一时附丽之徒，日满其门，进誉献谀，逢原厌之，乃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当有知耻者，而请谒不衰。”考荆公所作墓铭，逢原卒于嘉兴四年，实在荆公得政前之十年，此语何从而来？可知宋人之于荆公，所以诬蔑之者无一不用其极，凡亲友无一得免焉。幸而宋史不为逢原立传耳，苟立传，则夷甫之束阁春秋，伯易之拭带圊围，又将盈纸矣。

　　此三君子者，常崔虽尝一仕于朝，未尝一任繁剧，其于新法，可谓之绝无关系。王则当新法行时，墓木久已拱矣。而后之载笔者，其谒全力以污蔑之也若此，坐是之故，乃使吾并史所载吕章之徒之恶，而亦有不敢尽信者矣。非吾之爱其人者及其屋上乌，实缘昔之载笔者恶其人及其储胥，有不足以坚吾信也。

　　荆公所用之人不止此，其所交之友亦不止此，而即以此四十人者论之，其贤才泰半，不肖者仅十之二三。其所谓不肖者，其罪状盖犹未论定也。夫以荆公德量汪汪，不肯以不肖待人，间或为人所卖，则宜有之。若谓其喜逢迎，乐便辟，曾是荆公而肯为是耶！

　　夫人苟尝为荆公所任者，或与荆公有亲故者，或不肯随声附和以诋新法者，则虽君子而亦必诬以小人，则其谓荆公专任小人也亦宜，乃独有一元恶大憝之蔡京，其人与荆公有葭莩亲，熊本又尝以奉行新法明敏多才荐之，（见本传。）而其容悦干进之术，不能售于荆分，而反得售于温公，则荆公虽曰不知人，犹加温公一等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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