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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第十六章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上）

　　国史氏曰，吾读泰西史而叹公党之有造于国家，如彼其伟也。吾读国史至宋明两朝，而叹私党之贻毒于国家，如此其烈也。彼私党者，其流品不必为小人也，而君子亦多有焉。其目的不必以求禄位也，而以辞禄位为目的者亦有焉。其所争者不必为政治问题也，然无论从何种问题发端，而其葛藤恒牵及政治。其党徒不必为有意识的结合也，然随遇一事，兴风作浪，有一吠影者倡之于前，即有百吠声者和之于后。一言以蔽之，曰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胜而国家之利害可以置诸不同，此其风起于荆公得政以前，成于荆公执政之时，而烈于荆公罢政以后，宋以是亡，而流毒至易代而未已。察此性质，则当时新法所以被阻挠被破坏之故，从可识矣。

　　荆公之初得政，其首劾之者实为吕诲，其事则熙宁二年也。今录诲疏而辨之：

　　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惟其用舍系时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宣父圣明，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邪，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难，尧舜其犹病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缙绅皆庆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适其用也。及进二台席，佥论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轻也。古人曰：庙堂之上，非草茅所当言，正谓是也。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斯众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实迹，冀上寤于宸监，一言近诬，万死无避。安石向在嘉兴中判纠察刑狱司，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举驳不当，御史台略移文催促，谢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几安石丁忧，其事遂已。

　　安石服满，托病坚卧，累诏不起，终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阙一见，稍存人臣之礼。

　　及就除江宁府，于私安便，然后从命，慢上无礼，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知江宁府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见利忘义，岂其心乎？好名欲进，其事二也。

　　人主延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侍讲侍读常员，执经在前，乃进说，非传道也。安石居是职，遂请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真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辅益聪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论，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纠察司，举驳多不中理，与法官争论刑名不一，常怀忿隙。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按问欲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以报私怨。两制定夺，但闻朋附，二府看详，亦皆畏避。徇私报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闻进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其人遂罹中伤。小惠必报，纤仇必复。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从，附之者自鬻希进，奔走门下，唯恐其后。背公死党，今已盛矣。

　　怙势招权，其事六也。宰相不视事旬日，差除自专，逐近臣补外，皆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若然，不应是安石报怨之人，丞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意示作威，耸动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违，宰臣避忌，遂专恣而何施不可？专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对御座之前，惟肆强辩。向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不幸愤懑，发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惮，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是非任性，凌轹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尧，敦睦九族，奉亲爱弟，以风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于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上寻有旨送中书，欲正其罪。安石坚拒不从，仍进危言以惑圣聪，意在离间，遂成其事。

　　朋奸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帮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兵与财兼领之，其掌握重轻可知矣。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诸路，虽名之曰商榷财利，其实动摇于天下也。

　　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陈猥琐，烦黩高明，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切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图治之宜，当稽于众。方天灾屡见，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沥恳而言，不虞横祸，期感动于聪明，庶判别于真伪。况陛下志在刚决，察于隐伏，当质于士论，然后知臣言之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苦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

　　吕诲何人？即治平间因濮议劾韩琦欧阳修，请戮修以谢祖宗者也。修所著濮议于其语言状貌心术，刻画无余蕴矣。修所谓扬君之恶以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当时台谏，大率类此，而诲其代表也。今请按其所劾安石者而辨之。诲发端即以卢杞比安石，方谓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于言者，而乃首举争鹌鹑一案。当时安石所判当否，今全案不见于史，无所考辨。即使不当，亦法官解释法文之误，其细抑已甚。且事在嘉兴之末，至是已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其第一第二两事，皆言安石养望沽名，实怀干进，本属一事，而强分为二，以足十事之数已为可笑。若以其所劾，按诸实事，考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满英宗趣召赴阙，至于再三。安石亦有辞赴阙三状，见集中。但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复备官使，犹且乞一分司官于江宁府居住，冀便将理，则三状如一，曷尝坚卧不起哉？以此而云慢上无礼，诲将不许人作病耶？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除安石知江宁府，犹有辞知江宁府状见集中。以疾尚未瘳也，曷尝有不屑事英宗惟欲事神宗之意哉？安石自弱冠以迄中年，皆为贫而仕，不卑小官。

　　所谓山林独往之思者，其晚年诚有之，而前此未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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