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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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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寻根文学”,我常常被归到这一类或者忽然又被拨开,搞得我一副踉踉跄跄的样子。

  小说很怕有“腔”,“寻根文学”讨厌在有股“寻根”腔。

  真要寻根,应该是学术的本分,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想象力,哪里耐烦寻根的束缚?

  以前说“文以载道”,这个“道”是由“文章”来载的,小说不载。小说若载道,何至于在古代叫人目为闲书?古典小说里至多有个“劝”,劝过了,该讲什么讲什么。

  梁启超将“小说”当“文”来用,此例一开,“道”就一路载下来,小说一直被压得半蹲着,蹲久了居然也就习惯了。

  “寻根文学”的命名,我想是批评者的分类习惯。跟随的,大部分是生意眼。

  但是“寻根文学”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其中开始要求不同的文化构成。“伤痕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文化构成是一致的,伤是自己身上的伤,好了还是原来那个身,再伤仍旧是原来那个身上的伤,如此循环往复。“寻根”则是开始有改变自身的欲望。

  文化构成对文学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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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寻根文学”却撞开了一扇门,就是世俗之门。

  这扇门本来是《受戒》悄悄打开的,可是魔术般地任谁也不认为那是门。直要到一场运动,也就是“寻根文学”,才从催眠躺椅上坐起来,慌慌张张跑出去。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世俗之气漫延开了,八九年前评家定义的“新写实文学”,看来看去就是渐成气候的世俗小说景观。

  像河南刘震云的小说,散写官场,却大异于清末的《官场现形记》,沙漏一般的小世小俗娓娓道来,机关妙递,只是早期《塔铺》里的草莽元气失了,有点少年老成。

  湖南何立伟是最早在小说中有诗的自觉的。山西李锐、北京刘恒则是北方世俗的悲情诗人。

  南京叶兆言早在《悬挂的绿苹果》时就弓马娴熟。江苏范小青等一派人马,隐显出传统中小说一直是江南人做得有滋有味,直至上海的须兰,都是笔下世俗渐渐滋润,浓妆淡抹开始相宜。又直要到北京王朔,火爆得沾邪气。

  王朔有一点与众不同,不同在他居然挑战。我前面说过,世俗小说从来没有挑战姿态,不写文学史为自己立言,向世俗文学挑战的一直是新文学,而且追到家门口,从旁看来,有一股“阶级斗争”腔。

  有朋友说给我,王朔曾放狂话:将来写的,搞好了是《飘》,一不留神就是《红楼梦》。我看这是实话,《飘》是什么?就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世俗小说。《红楼梦》我前面说过了,不知道王朔有无诗才,有的话,不妨等着看。

  王朔有一篇《动物凶猛》,我看是中国文学中第一篇纯粹的青春小说。青春小说和电影是一个很强的类,我曾巴望过“第五代导演”开始拍“青春片”,因为他们有机会看到世界各国的影片,等了许久,只有一部《我的同学们》算是张望了一下。看来“第五代”真地是缺青春,八十年代初有过一个口号叫“讨回青春”,青春怎么能讨回呢?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一把年纪时讨回青春,开始撒娇,不成妖精了?

  上海王安忆的《小鲍庄》,带寻根腔,那个时期不沾寻根腔也难。到《小城之恋》,是有了平实之眼的由青春涌动到花开花落,《米尼》则是流动张致的“恶之华”。

  王安忆后来的《逐鹿中街》是世俗的洋葱头,一层层剥,剥到后来,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正在恨处妙处。王安忆的天资实在好,而且她是一个少有的由初创到成熟有迹可寻的作家。

  南京苏童在《妻妾成群》之前,是诗大于文,以《狂奔》结尾的那条白色孝带为我最欣赏的意象。这正是在我看来“先锋小说”多数在走的道路,努力摆脱欧洲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余韵,接近二十世纪爱略特以后的距离意识。

  当然这样粗描道不尽微意,比如若以不能大于浪漫的状态写浪漫,是浪漫不起来的,又比如醋是要正经粮食来做,不可让坏了的酒酸成醋。总之若市上随手可买到世界各类“精华糟粕”只做闲书读,则许多论辩自然就羞于“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苏童以后的小说,像《妇女生活》、《红粉》、《米》等等,则转向世俗,有了以前的底子,质地绵密通透,光感适宜,再走下去难免成精入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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