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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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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受戒》之后是陕西贾平凹由《商州初录》开始的“商州系列”散文。平凹出身陕南乡村,东西写出来却没有农民气,可见出身并不会带来什么,另外的例子是莫言。 平凹的作品一直到《太白》、《浮躁》,都是世俗小说。《太白》里拾回了世俗称为野狐禅的东西,《浮躁》是世俗开始有了自为空间之后的生动,不知平凹为什么倒惘然了。 平凹的文化功底在乡村世俗,他的近作《废都》,显然是要进入城市世俗,不料却上了城市也是农村这个当。 一九四九年以后,城市逐渐农村化,以上海最为明显。 我去看上海,好像在看恐龙的骨骼,这些年不断有新楼出现,令人有怪异感,好像化石骨骼里长出鲜骨刺,将来骨刺密集,也许就是上海以后的样子。 《废都》里有庄之蝶的菜肉买单,没有往昔城里小康人家的精致讲究,却像野战部队伙食班的军需。明清以来,类似省府里庄之蝶这样的大文人,是不吃牛羊猪肉的,最低的讲究,是内脏的精致烹调。 因此我想这《废都》,并非是评家评为的“颓废之都”,平凹的意思应该是残废之都。 粗陋何来颓废?沮丧罢了。 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泪忽至,《红楼梦》的颓废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最后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见原来并非是白茫茫大地。 你们不妨再去读《红楼梦》的物质细节与情感细节,也可以去读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或者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当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我读《废都》,觉到的都是饥渴,例如性的饥渴。为何会饥渴?因为不足。这倒要借《肉蒲团》说一说,《肉蒲团》是写性丰盛之后的颓废,而且限制在纯物质的意义上,小说主角未央生并非想物质精神兼得,这一点倒是晚明人的聪明处,也是我们后人常常要误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摹写无论《金瓶梅词话》还是《肉蒲团》,要反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为“饥汉子不知饱汉子饱”来提醒自己。 汉语里是东汉时就开始出现“颓废”这个词,我怀疑与当时佛学初入中土有关。汉语里“颓废”与“颓丧”、“颓唐”、“颓靡”、“颓放”,意义都不同,我们要仔细辨别。 顺便提一下的是,《废都》里常写到“啸”,这啸是失传了又没有失传。啸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对着墙根儿遛嗓子,啸与声带无关,是口哨。我们看南京西善桥太岗寺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的砖画,这画的印刷品到处可见,其中阮籍嘟着嘴,右手靠近嘴边做调拨,就是在啸。记载上说阮籍的歌啸“于琴声相谐”,歌啸就是以口哨吹旋律。北宋儒将岳飞填词的“满江红”,其中的“仰天长啸”,就是抬头对天吹口哨,我这样一说,你们可能会觉得岳武穆不严肃,像个阿飞。后来常说的翦径强盗“啸聚山林”,其中的啸也是口哨,类似现在看体育比赛时观众的口哨,而不是喊,只不过这类啸没有旋律。 66 天津的冯骥才自《神鞭》以后,另有一番世俗样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子里有股“纯侃”精神,没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妖狂,也没有北京人的老子天下第一。北京是卖烤白薯的都会言说政治局人事变迁,天津是调侃自己,应对神速,幽默妩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圆形,质好多变。 侃功甚难,难在五谷杂粮都要会种会收,常常比只经营大田要聪要明。天津一地的聪明圆转,因为在北京这个“天子”脚边,埋没太久了。 天津比之上海,百多年来亦是有租界历史的,世俗间却并不媚洋,原因我不知道,要由天津人来说。 我之所以提到天津,亦是有我长期的一个心结。近年所提的暴力语言,在文学上普通话算一个。普通话是最死板的一种语言,作为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话无可非议,用到文学上,则像鲁迅说的“湿背心”,穿上还不如不穿上,可是规定要穿。 若详查北京作家的文字,除了文艺腔的不算,多是北京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但北京话太接近普通话,俗语而在首善之区,所以得以滑脱普通话的规定限制,其他省的方言就没有占到便宜。 以生动来讲,方言永远优于普通话,但普通话处于权力地位,对以方言为第一语言的作家来说,普通话有暴力感。内地的电影,亦是规定用普通话,现在的领袖传记片,毛泽东说湖南话,同是湖南人的刘少奇却讲普通话,令人一愣,觉得刘少奇没有权力。 由于北京的政治地位,又由于北京方言混淆于普通话,所以北京方言已经成了次暴力语言,北京人也多有令人讨厌的大北京主义,这在内地的世俗生活中很容易感到。我从乡下回到北京,对这一点特别触目惊心。冯骥才小说的世俗语言,因为是天津方言,所以生动出另外的样貌,又因为属北方方言,虽是天子脚边作乱,天子倒麻痹了,其他省的作家,就沾不了多少这种便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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