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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政坛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素来为人所称道，然而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第一功臣，所得评价一向不高。对他的指责主要有他身为人臣，两度干预君王立储，且都主张废长立幼；贞观时期建树不多，排挤大臣，又不敢向太宗进谏；永徽时专权用事，诛杀异己等等。有人甚至说他毫无才华，只是靠裙带关系才位居凌烟阁首位，一旦掌权又视君上为傀儡，如果不是出了个武则天，他很可能篡权夺位。加之现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这位凌烟阁第一功臣，几乎给妖魔化成了白脸奸臣。
平心而论，长孙无忌确有好弄权有私心的一面，但怎么也不至于如此不堪。无论是玄武门事变还是太宗立储，主要还是太宗自己在决定，说来立储事之所以会闹出如此大的风波，也是太宗偏爱李泰而引起。各种明里暗里的支持，滋长了泰的野心，也让他对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彼此有过多次冲突。魏征就对李泰很不感冒，虽说和魏征自己立嫡以长的政见有关，但泰和不少极受太宗看重的贞观重臣的关系不睦是不争的事实，太宗不能不考虑这些。李治虽不理想，但已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继承人了。长孙无忌拥戴李治自然是因为李治性格柔顺，跟他更为亲近，不似李泰那么傲慢疏远，但李泰的这种做法本来也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体现。
至于长孙无忌在贞观时的作为，更有必要一辨。长孙无忌的确很少向太宗进谏，但也要看到，凡是参与过玄武门事变的核心人物，几乎没有向太宗犯颜直谏的，比如房玄龄宇文士及，而以直谏出名的大多是原东宫人马，如魏征王珪等。长孙无忌是太宗心腹，参知机密甚多，自不敢再象魏征等人那么直言无隐，犯主逆鳞。但不劝谏并不等于就没有建树，不过彼此分工不同而已。现在有些人把贞观之治的光环聚焦于魏征之上，甚至以是否接受魏征的谏言作为人君是否失德的标准，以是否向君王进谏判断大臣是否有建树，着实有点奇怪。宰相的三个职权：议政，执行政事，监督执行情况，魏征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个人以为长孙无忌、房杜，乃至李靖李勣起到的实际作用，恐怕比魏征还要大一些。就长孙无忌而言，仅仅一部《唐律》就足以震古烁今了。他并不是那种名誉编撰者，而是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法律的修订，以及各种庭议和辩驳，如《贞观律》、《永徽留司格》、《散颁格》的修订。此外，贞观之治的成功不仅在于法律的完备，也在于礼仪的修明，即所谓“礼”“刑”兼备。长孙无忌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大唐礼仪》就是他编纂的，其实中国法律（指古代）礼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谓“以礼率律”。唐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这和长孙无忌的努力和学识分不开，所以他对贞观之治的贡献绝对是不容抹杀的。长孙无忌的才华，还可以从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中体现出来，绝非只靠攀龙附凤即能获享高位之辈。
长孙无忌的确有弄权专断，诛杀异己的一面，不过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决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为了李治的统治稳定着想。说他会成为王莽第二，夺取李唐江山，那是太过了。他从来没有试图掌控军队威胁幼主的举动，提拔的人物虽然有偏私之嫌，大多与自己政见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备口碑颇好，说他是权臣不错，但权臣却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汉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张居正，均属这类并非十全十美却力能回天的能臣+权臣。不过，高阳公主一案中他对于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确有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后他即将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只因狠辣太过，势必万众瞩目。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长孙无忌的光芒，已经刺疼了年轻君主的眼睛。一个微妙的信息是，就在此案结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
太宗晚年，曾评点过当世三大名将，称李勣、李道宗作战，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作战，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道宗和万彻，无论是谨慎小心还是轻率鲁莽，都死于这场大狱。当世三大名将，已仅仅剩下李勣一人。他会否有物伤其类之心？会否因与长孙关系疏远而担心过己身的安危？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是皇帝的授职，更有李勣的接受，这与永徽初年他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迟左仆射的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君上的恩宠犹不只此，之后又特命再度为他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称李勣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置长孙无忌这位国舅兼托孤大臣于何地？如果无忌还能保持他在贞观时期的洞察力，应该会留意到这个危险的讯号，然而他没有。仍然沉浸在政敌人头落地胜利喜悦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换。
李治对于政事的不满越来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会议上他抱怨官员们不给他意见，“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长安城外郭修葺，一个小官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言道：“汉惠帝修长安城，没过几天就死了，现在又修城墙，一定大不吉利。”这人真是很会说话，不是红口白牙地咒皇帝死么？几个大臣都上书要求惩办他大不敬之罪，按律当诛。李治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其实薛景宣的话本无道理可言，李治执意饶恕这只大嘴乌鸦也不愿意断绝言路的心态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
按照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臣下提意见建议往往有两条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后或者直接处理掉或者作为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种则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权相对较重而君权相对较轻时，臣下跟宰相接触多而和皇帝接触少，国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时处理，而多由宰相独对时向皇帝提出提议，此时缺乏参考意见的皇帝是很难对这些提案提出反驳意见的，所以以照准为绝大多数，一些试图垄断朝政的权臣，甚至是很不愿意臣下接触皇帝向皇帝提意见的，比如玄宗时代的李林甫。而相权轻而君权重时，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汉武帝时九卿“受事宫中”就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里的“事”是文书之意，南朝有中书通事舍人，就是负责传递诏书的，“受事宫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从宫中下达的诏书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状态诏书拟就后下给宰相，由宰相指挥相关部门，这种情况也称“事从中下”），至于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决，这就是相权极轻的表现了，实际上这时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了。
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对政治设施实际负责的唐高宗，却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来找自己，或者面陈或者上“封事”议论朝政，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可以理解为对君权过轻的一种不满，也可理解为对长孙无忌的施政有不满，因为臣下议论事情，虽然往往是采取对皇帝进行劝谏的形式，但除非是针对宫闱私事的批评，否则实际受到伤害的总会是长孙无忌，因为作决定的实际是长孙。就以景宣议论修长安城来说，虽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没有触怒长孙为首的政府呢，因为作出修长安城决定的只会是长孙和他手下的官员。景宣批评政府修长安城的举措忽视了皇帝的健康，虽然话说得比较难听，其动机我想高宗还是很领情的，这也是政府要求惩处他而高宗给予庇护的原因吧。他宁肯忍受一些既不精辟也不睿智的说辞，也不愿意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寂寞无垠的空间里，沉默而浩瀚，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逝于虚空。
群臣意见往往清一色一面倒，朝廷上几成一言堂，高宗在政事上的挥洒空间日益局限，后宫生活也同样不如意，永徽五年，发生了小公主暴亡一事，王皇后母舅柳奭惶惧自请辞相，李治于是想把心爱的女人武昭仪立为皇后。这并不容易，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加之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但如果能得到神通广大的国舅的同意，他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于是，在和武昭仪商议之后，他们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
皇帝驾临太尉兼国舅的府第，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武昭仪也陪随同至，就比较稀罕了。七窍玲珑心的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八分，当下不动声色地将天子及其宠妃迎入府中，盛宴以待。皇帝看来心情很好，一见面就破格提升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即使对于宰辅重臣，这样的重赏也是极为罕见的。按照大唐铨叙之法，散官分为九品三十阶，以科举出身的，进士只能由从九品上起叙，明经由从八品上起叙，以门荫出身而有国公封爵的也不过从正六品上起叙。朝散大夫计阶为从五品下，按大唐制度已属通贵之官，授官便必须奏取进止，按每年量多少起叙。而今次授官的三个儿子，不过是无忌宠姬所生的庶出儿子，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酒酣耳热之际，皇帝微微一叹：唉，可惜王皇后无子。折腾了半天，至此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国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无忌心里雪也似的明亮，却诈作不知，话锋一转，随口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如此几次三番，直到所有的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他在装傻为止。话到这个地步，已经没了继续说服下去的必要，于是“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悻悻然回宫。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想见的。“王皇后无子”，这是李治唯一能搬上台面的废后理由，因为皇后杀一个未有公主封爵的嫔御之女，根本够不上废后的标准，何况此案还未证实，反而无子关系着大唐的国运。可是这个能搬上台面的理由，却不是个能说服人的好理由，尤其对于无忌来说。一方面，王皇后的养子太子忠正是由无忌拥立为太子的，且当年之所以如此匆忙立储，正是针对武氏入宫后不久怀孕即升昭仪的举措，因此先天便有一重抵触。另一方面，以武氏的出身和背景的确大有问题，寒门小户不说，还是先帝的侍妾，在深宫中呆着也就罢了，要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怎么可以？让天下人耻笑皇帝乱伦么？在他看来，武氏能做上昭仪已经很够意思了，她实在应该安分一点。说来可笑，长孙无忌多次干预帝王立储，每每因主张废长立幼而被人指为不合礼法，存有私心，当他头一次为了维护封建礼法力主立嫡以长的时候，却因此而身遭横祸，家破人亡。历史之吊诡，也正在于此了。
李治很郁闷。“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别人的重礼，却不帮忙办事，香饵吞进去，鱼钩吐出来，难怪别人会有意见，何况这人还是皇帝。以堂堂帝王之尊，亲自跑到臣子的府第行贿，本来已是上下倒错尊卑易位，现在居然还被拒绝了，这真是……太太太不给面子了！如果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他看到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就是直接地感受到长孙对自己意愿的冷淡和对帝王权威的轻视，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李治，此刻愤怒更是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毕竟，他还是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又怎会没有一点点脾气。自他十六岁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就一直处在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可以喘口气了，却又时时刻刻处在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监督下，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这样尊而重之的结果，换来的是对方日益专权妄为，虽身为帝王，却如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无法挥洒自如，既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打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正妻，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然而求诸朝堂，大臣们都意见一致铁板一块，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处理事情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失策的地方，想干预也找不到借口。后宫之中，如王皇后萧淑妃之辈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和支持，初唐宦官势力可以忽略不计。朝臣、外戚、后宫……思想一圈，能借重的只有她——武昭仪，苍茫的天地间，她是他唯一的同谋。
向长孙无忌行贿试探，武昭仪第一次冲击皇后宝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她并不是承受不起失败的人，但长孙无忌的态度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夺取后位的这条路将会行进地异常艰难。她将面对目前掌控朝政的所有重臣的反对，一旦失败，已经亮出野心的她下场将极为凄惨。王皇后一旦熬过这场劫难，他年太子忠登基为帝，王皇后便将升格为太后，如何对付她这个情敌，是可以料想的。不错，是她先下的手，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惨痛。但现在再来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既然跨出了这一步，就不能再回头，而李治则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了。在命运的赌桌面前，这是她唯一可以带上阵的资本。
纷繁复杂的局面蓦然间变得异常简单而清晰，为了达到彼此的目标，他们需要对付同一个人——长孙无忌。联系彼此的不再只是男女情欲，更关系着自身的生死浮沉，他们不再只是皇帝和宠妃的关系，而是政治伙伴，以及同盟者。两人齐心合力，共同对付阻碍他们前程和梦想的元老集团。
得到高宗全力支持的武昭仪信心倍增，这年三月，她刚刚完成了一本书，名为《内训》，教导女子如何服从丈夫，幽娴贞静，俨然已以皇后自处。只因这类女子教育书籍，传统都是由皇后著述，作为母仪天下的懿德佐证，武昭仪此举，无疑已是僭越。而以她曾事二夫的经历，公然教导女子应该如何持节守贞，更是有些滑稽。好比一个经常作弊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写起学生手册，并要求别人遵守，被人指为“以身作贼”，那也不算冤枉。不过这正是武昭仪一向的风格，你有你说，我有我做。她是规则的制定者，却非遵行者，似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个明显的矛盾而伤脑筋。一如一切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们制定规则，却又超脱于规则，仰天一笑打个哈哈，世俗礼法岂为我辈而设！轻轻松松一句话搞定。人言可畏，在一些人眼里，公众的声音是足可压死人的大山，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却不过是个气球罢了，轻轻吹口气便会飘远，甚至不必用针刺破。遥想当日踌躇满志地捧着《内训》的武昭仪，想必也是嘴角噙着一丝讥讽的微笑，傲慢的、挑衅的、不屑的冷对着大众的瞠目结舌或是冷嘲热讽。不过如此。
如此稍事休息，永徽六年六月，武昭仪再度发难，目标直指已行同禁锢的王皇后。这位可怜的皇后，再度被身边人告发，指她与其母魏国夫人行“厌胜之术”。厌胜，指因憎嫌某人而作图画形象，对其刺心钉眼，以此诅咒此人受苦或横死。也可用于媚道，以博取尊长的喜好或男子的爱恋。施此术者，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对象是尊长或皇帝，则罪当处斩，列于十恶重罪之五的不道（即背违正道，阴行不轨），属不赦之罪。这次手脚做得可能过于明显，就连撰写唐实录的史官也认为是武昭仪诬陷，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王皇后，民间更是议论纷纷。[1]但皇帝的处理却异常果决，禁止魏国夫人入宫，复贬王皇后舅父柳奭为遂州刺史，中途又以“漏泄禁中语”之罪，再贬为更为遥远的荣州刺史。此外，以旧制“贵、淑、德、贤”四妃名额已满，欲别置“宸妃”之号，以武昭仪为之。以此事观之，似乎高宗此时尚未有立即废后之心，武氏也并未试图直接跃居后座，当是有意试探群臣的意向。
“宸”，为北极星之所在，后引申为帝王之所居，乃至帝王本身。以“宸”为特设封号，彰显其地位的尊贵与超然，隐隐有傲视群伦之意，当是出自素来醉心于文字魔力的武昭仪之请，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不料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两省宰相的反对，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韩瑗和来济俱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彼此同气连枝，自不待言；来济却非关陇贵戚，素性忠直，贞观末期从未卷入太宗诸子之争，只在事后规劝太宗对承乾从轻发落以全父子之情，此番进谏，当是出于太宗朝忠谏的遗风以及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了。既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不欲在此多事纠缠，进号宸妃一事，于是就此罢议，但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大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武昭仪的心里。
私下打探长孙无忌的态度和进号宸妃之议，是武昭仪谋夺后位的两次序曲和试探，两次群臣都毫不含糊地亮出了反对牌，不能不悻悻然收手。纵有万丈雄心，却遭遇群臣一致的冷面以对，一时颇有进退维谷之感。既已付出了那么多，势必要个结果，然而旧时代留下的势力看来是如此强大，坚冰重重，何从突破？这时，一次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终于让李治下定决心将皇后废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起因是长孙无忌看某人不顺眼，按老规矩想把他贬出京，虽说长孙无忌贬斥大臣常有排除异己之讥，但他跟这个人过不去却绝对是有道理的。此人便是中书舍人李义府，《新唐书*奸臣传》中排行第二，说来也是初唐有名的白脸奸臣了。只是跟电视剧中凡奸臣往往形容猥琐不同，李义府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他是靠刘洎引荐才得以入仕，又显然对这位恩人深怀感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刚正豪放的刘洎，怎么会和阴柔狠辣的李义府扯上关系，于是就纷纷传说他们是同性恋伙伴。咳咳，都是美貌惹的祸^_^ [2]李义府文采风流，与来济同以文章翰墨扬名，时号“来李”。当我们读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这样柔媚清丽的诗句，纵然厌恶其为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文学才华。看来做奸臣，也是要有几分真本事的，否则也不过只能做摇旗呐喊的小喽罗而已。《旧唐书》虽承认他“才思精密”，却又忍不住诸多不满，只得道“所谓猩猩能言，鄙哉！”这是因人废文了。和他清秀的外表一致，李义府跟人说话也极其谦恭有礼，脸上永远带着三分迷人的笑意，但你若以为他面和必然心善，那就赶紧攒钱给自己买棺材吧，因为李义府最擅长的便是温柔一笑就出刀，让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阴狠的事情干得多了，时人赠他一个美号“笑中刀”，又号“李猫”。初唐时选官讲究德才兼备，李义府风评太恶，和他同时扬名的来济都已经做到了中书令，他还只是个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跟许敬宗是同僚。长孙无忌掌政之后，李义府因为受马周、刘洎推荐入仕，算来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因此之故，李义府一向极为留心朝中动态，探知长孙无忌有意将他贬出长安，到偏远的剑南做壁州司马，顿时慌了手脚。好友王德俭替他出主意说：“武昭仪甚承恩宠，皇上本有意立她为后，只是担心宰相阻挠，你若能挺身而出，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说不定可以转祸为福。”李义府深以为然，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一旦出京便将难有翻身之日。当下飞速写好，趁王德俭在宫中当值之日，深夜叩阁，直达天听，恳请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深夜之中，当然没有朝臣阻碍，表章立即送到李治手里。正为立后事得不到群臣支持而烦恼的李治，见了真是大喜过望，立即传召李义府，并赐珠一斗，留任原职。长孙无忌贬他出京的诏书都已经在中书拟好，正要转送门下省，皇帝留任的圣旨已经到了，诏书顿时发不出去，徒唤奈何。隔日，武昭仪亲自派人登门慰问。不久更将他升职为中书侍郎，为仅次于中书令的副长官。对于李义府而言，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也打破了李治的重重顾忌，武昭仪更是大受鼓舞，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朝中还有支持他们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李义府是第一个提出废后事宜的人，也是第一个鲜明表态支持武昭仪的朝官，他职位的不降反升，无疑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让所有在现行体制下郁郁不得志的官僚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他们指明了上位的途径。这是李治第一次违犯长孙无忌的意愿提拔长孙要贬斥的官吏，虽然诏书未曾送达门下，上呈李治处理，从而避免了一场面对面驳回重议的尴尬，但宦海浮沉的老手们都能感觉得出这对君臣已有了裂痕，皇帝不再对长孙无忌言听计从了。李义府的升迁，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荡起了层层涟漪，首先波及的便是许敬宗。那位给李义府出主意让他深夜递表的狗头军师王德俭，正是许敬宗的亲外甥。我甚至怀疑，也许本来是老于世故的许敬宗察觉到了这一点，却不想轻举妄动，于是让李义府去投石问路了。
许敬宗的仕途比李义府还惨，早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才名满天下的他就已经入选秦府十八学士了，三十年过去居然还在原地踏步，继续编写永远写不完的国史，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这下总算看到机会，忙不迭地表忠心支持立武昭仪为后，四处奔走宣言：“田舍翁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当今天子！”其实这话说得十分不雅，居然把堂堂九五之尊的大唐皇帝比作喜新厌旧的老农民，真是岂有此理。许敬宗也算饱读诗书，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破比喻，但只要是赞成易后，李治听了也觉顺耳，当下又升他为礼部尚书。这样明显的暗示，就算是瞎子也明白皇帝的心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是最早的一批，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可以说是为她打江山的第一批功臣，后来被武后视为有“翊赞之功”,武周朝多次重赏加封，并惠及子孙，足见感念之深。受后宫之战的启发，武昭仪将这一批人物网罗麾下，组织成严密的情报网，触角于是从内宫延伸到外朝，连成一片，互为表里，便于及时掌握信息并做出反应。武昭仪坐镇宫中，总揽全局，随时留意最新进展并报知李治。这个情报网的严密与高效，是其最后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支持者中，许敬宗最为资深，又是李治东宫旧属，深受信任，当下便受命去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再去登门拜访长孙无忌，望他通融赞成废后。
从这里来看，李治对于舅父始终是心存忌惮的，然而关陇贵族的骄傲，两朝重臣的身份，以及一直以来的一帆风顺，长孙无忌仍然不愿意松口。李治花心思收买几个中下级官吏改变不了这一点。皇帝亲自登门都一无所获，许敬宗能得到什么？一通好骂。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出马，同样不给面子。皇帝肝火渐渐升起，恼恨舅父太以过分，长孙无忌也没有想通一向温顺的小外甥怎么会不听话到了这个程度。皇帝的坚持，国舅的固执，君臣矛盾越演越烈，逐渐从幕后搬到了台前。皇帝欲立武昭仪为后，已是尽人皆知，而长孙无忌的反对，也是明明白白，一个是“春秋鼎盛，声溢震方”的年轻天子，一个是受命辅弼权倾朝野的托孤重臣，满朝文武各自眼尖尖站好队，只待风暴来临之际能够找到方向。君臣对决眼见得已如箭在弦势不可免，最后摊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安政坛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那种大变将临的疑惧和不安，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长安令裴行俭忍不住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认为如立武昭仪为后，国家祸患必由此而始。武昭仪的情报网迅速做出反应，先是袁公瑜打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密告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又飞速传到了李治耳中。李治暂时拿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莫可奈何，一口鸟气全出在了裴行俭头上，立即下旨将其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西州都督府地处西域边陲，这是皇帝再次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任免官吏，裴行俭也是第一个因为反对立武昭仪为后而遭贬的京官，不料这一去就造就了大唐一代名将的产生。裴行俭文武双全，纵横西域，从未败过，代表着大唐文人用兵的最高水准，并为大唐培养了王方翼、程务挺等诸多名将，他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也因为他是最早被逐出京城的反对派吧，这也让他幸运地避过了君臣交锋最激烈的对决，从而逃过了之后接二连三血腥的大清洗。后来被贬出京的人士，无不杀身殒命，家破人亡。裴行俭这个最初的失意者，却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塞翁失马，祸福相倚，古中国的这一智慧哲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又一次的得以印证。李治一旨贬黜裴行俭，再也按捺不住，遂于永徽六年九月，正式提出了易后之议，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政坛的飓风也随之而刮起！
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政局及核心人物。大唐实行群相制，易后前夕共有宰相七名，分别为：
1、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北魏皇族后人，父亲为隋代著名外交家长孙晟，母亲也出自高门大阀渤海高氏，关陇门阀领袖。与太宗相知莫逆，一手将李治捧上皇位。李治登基之后，长孙无忌因兼具顾命大臣吉国舅双重身份，权倾朝野，唯与军方关系一向疏远，且为当时三大名将李道宗、薛万彻之死负有直接责任。执政多年，缔造了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却也树下政敌无数。
2、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初唐名将，军方领袖。起自山东寒门，少年时即已名扬天下，即《说唐》中的徐茂公是也。李勣向有“纯臣”之名，玄武门事件中恪守军人职业道德，拒不介入皇室内斗。贞观末期随着李靖的隐退、侯君集谋反被诛，李勣俨然已成为大唐首席将领。更因原为李治东宫旧属，太宗对其着意栽培，既是弥补长孙无忌不善军事的弱点，也是作为一种分权和制衡。高宗登基后，李勣为避免与长孙无忌直接抵触，坚拒尚书省左仆射之位，远离政治漩涡，高阳公主谋反案后，李治以之接替吴王恪拜为司空作为拉拢，推重之心，溢于言表。
3、 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
出身鲜卑贵族，其先祖于谨，与李唐皇室祖先李虎同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家世十分显赫。本人文章德行冠于天下，高祖时便对他甚加礼遇，贞观时为太子承乾之师，因屡屡直言诤谏触怒太子，遣刺客刺杀于志宁。当时于志宁正在守丧，其孝行与品格竟连刺客也为之感动，下不了手，于志宁这才逃过一劫。因此太子谋反案发后，原东宫旧属均获罪被贬，唯有于志宁仍然深被信任，又被派去做李治的老师。于志宁是个老实人，真正的至诚君子，持身谨慎，一直力图远离政治是非，然德高望重，世所同钦，永徽时除继续担任宰相之外，更再拜为太子忠的老师。
4、 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
先祖为南朝衣冠，父亲褚亮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贞观时渐受重用，官至中书令，与长孙无忌一同受命辅政，颇有权势。褚遂良于贞观后期即已投效无忌，合力将李治推上皇位，其间也少不了有些小动作，对于拥护承乾及李泰的大臣有所打压，刘洎之死即与他有关。
5、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
旧隋名将来护儿之子，江都政变时炀帝被弑，来氏家族阖家殉难，来济成为唯一遗孤。来济并非关陇贵族集团成员，而是以原李治东宫旧属的身份被起用，直言敢谏，文名传于天下。
6、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
出身山东著姓、四大望族之首的博陵崔氏（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崔敦礼高祖时便已入仕，精善辞令，长于外交，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后接替为中书令，当时年事已高，屡次请求退休，处于半隐退状态。
7、 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
关陇贵胄，与长孙无忌及李唐皇室均有间接婚姻关系，新近提拔为门下省最高长官。
虽然从家世和背景来看，这些人多出生于高门士族，但和长孙无忌真正说得上同气连枝的，主要也就是褚遂良和韩瑗二人，只是因无忌同时兼具外戚与顾命大臣的身份，无形中成为众人领袖罢了。
这日朝罢，按规矩宰相在退朝之后当齐集门下省之政事堂商议国事，是为政事堂体制。忽闻皇帝宣召宰相入内殿议事，然而宰相七人，仅有四人被宣召，即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省左右仆射于志宁及褚遂良，而近期提拔的韩瑗、来济及崔敦礼三人均未获召见。事有蹊跷，人人心中俱有所感：“今日之召，多为中宫。”——该来的终于来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然而事情到了眼前，仍不免让人感到紧张。“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有人提议。
褚遂良考虑了一下，道：“太尉贵为国舅，如触怒皇上岂非让皇上蒙上不敬尊长之名？不可。”
又有人提议说：“英公李勣素为皇上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称：“司空为国之元勋，不可让皇上负上降罪功臣之名。遂良躬奉遗诏。若不尽其愚诚。何以下见先帝。”表示自己将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首先劝阻皇帝了。[3]
这样的交谈，无疑是在事先串联以求达到共同劝阻皇帝废立的共识，要求英公李勣首先进言，则是明着试探李勣的态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勣当即决定称疾不入，避免在关键场合公开表态。他既不愿意帮助群相给皇帝施压，也不愿意当众和同僚翻脸，回避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其余三人步入内殿，皇帝沉默良久，顾望长孙无忌道：“莫大之罪，绝嗣为重。皇后无嗣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
褚遂良即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孝道的大帽子压下来，谈话顿时无法继续。不欢而散。
李治不甘心，第二日，旧事重提。这回褚遂良干脆把武昭仪的背景全部抖了出来：“陛下必别立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使万世之后，何以称传此事？”
武氏原为先帝侍妾，高宗以之为妃，已是子夺父妾，行同乱伦。这个事实虽然尽人皆知，却绝少有人敢当面说出来。而今到了废立皇后的生死关头，褚遂良突然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大出高宗的意外。
光天化日之下，自己的隐私突然被赤裸裸地形诸口舌，公诸于众，“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一字字如箭刺心，凌厉尖刻，惟其说的是事实，更让当事人觉得情何以堪。
褚遂良犹未住口，续道：“陛下倘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
此次以孝道责备皇帝，已经不像昨日那样仅仅是遗弃王皇后，有负先帝嘱托，而是直斥皇帝子夺父妾，乱伦通奸，给先帝戴绿帽子了。纵然他是顾命大臣的身份，说出这话也可说是大胆已极了。
皇帝一口气还没喘过来，褚遂良已经先把朝笏放到地上：“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臣得罪陛下，罪该万死，可是只要能不负先帝，死也甘心。说罢频频叩头出血。题外话一句，褚遂良对于太宗倒可以说是竭尽忠诚，相当依恋的，太宗曾谓：“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李治此刻听来，只觉愤慨，怎么你对老爸就是小鸟依人，对我就是老树盘根？难道他是皇帝，我不是皇帝？骂得那样痛快，皇帝还没有发作，他倒先寻死觅活起来，一腔怒火，哪里还按捺得住！当下命令殿前武士将褚遂良拖出殿外。
刺目的鲜血，盛怒的皇帝，气氛紧张得如绷紧的弦，快要断裂开来，突闻珠帘之后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何不扑杀此獠！”
赫然竟是武昭仪！
她当时也不过就是个普通嫔妃罢了，竟然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不仅偷听，而且公然发作出声要求惩办顾命大臣！群臣震惊过度，一时反倒说不出话来。
平心而论，武氏这一生很少有这么失态的时候，当是褚遂良先鄙薄她出身寒门，接着揭露她曾事二夫的隐私，让她太以难堪，激怒之下终于不克自制吧。
原本紧张得让人喘不起来的局势，被武昭仪这么横插一脚，顿时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尴尬。长孙无忌毕竟久经风浪，当下道：“褚遂良曾受先帝遗命辅政，不可加罪。”
此次激烈程度比昨日尤甚，先是褚遂良指责皇帝乱伦，天颜震怒喝令拉出，顾命大臣血染金殿，武昭仪帘外发难，君臣针锋相对，态势逐步升级，亲眼目睹这一场龙争虎斗互不相让直至最后彗星撞地球一幕的两朝老臣于志宁，吓得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举朝惊骇。与长孙无忌荣枯与共的韩瑗当即入奏：“皇后是陛下在籓府时先帝所娶，今无愆过，欲行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惕然？且国家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大计，无以臣愚，不垂采察。”[4]这是重弹太宗亲为择妇的老调，加以废立为取乱之道，可是皇帝要的就是四海之士惕然心惊的效果，重塑天子威严，哪里肯听？次日韩瑗再度切谏，感情更加悲切，说到激动之处，潸然泪下，悲不自胜。皇帝大怒，促令引出。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以皇后母仪万国，左右善恶，事关重大为由，援引妲己倾覆殷商，褒姒毁灭周室为例，直斥武昭仪必为亡国祸水，不堪为后。与关陇集团素无瓜葛的中书令来济也上表声援，纵论古今，大谈家世背景之重要，汉成帝以出身微贱的赵飞燕为后，如何使得皇统亡绝，社稷倾沦云云，总之以出身背景两皆尴尬的武昭仪为后就是不行。
这些话虽已重复过多次，高宗早已听得耳朵生茧，再不新鲜，可是立后之事竟然牵动那么多宰相，态度又都是如此坚决，高宗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七名宰相除了李勣尚未正式表态之外，无一持赞成态度，激烈反对的倒是大有人在。而他们多出生士族，无论家世背景，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力。而武昭仪虽然新近也招揽了一批支持者，但都是中下层官吏，资历最老的也不过就是有“无行文人”之称的许敬宗而已，他的礼部尚书还是刚提上去的。要依靠这些人力拼整个宰相集团，显然不现实。他们的富贵都是高宗给的，而高宗自己的皇位都是长孙无忌给帮忙捂热的，只此一端，高下立见。高宗烦闷之下，轻车登门，密访李勣。“朕欲立武昭仪为后，然顾命大臣皆以为不可，”皇帝吐出一肚子苦水，是倾诉也是试探，“现在只能停止。”李勣微笑，笑容中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以他一贯含蓄的口吻回答：“此为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5]作为军方代表的李勣这样一说，无疑是暗示高宗自可随心所欲，不必有太多顾忌。对于高宗来说，这句话真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露，精神为之一振，扰攘多时的皇后废立之事，至此一锤定音。——“上意遂决。”
对于李勣这一举动，历来颇多猜测，有认为他因太宗临终前的贬官举动暗含杀机感觉寒心，故此在大唐社稷面临危机之际采取了袖手旁观冷漠以对的做法，然而细细考究便可知此说颇为牵强，大有事后诸葛亮之嫌。毕竟，武氏当时不过是个宠妃罢了，后来能走那么远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开天辟地以来什么时候出过女皇帝呢？而当时有震主之威权势侵凌天子的，并不是曲意承欢的武昭仪，恰恰正是直言厉色反对废后的托孤大臣们。如果李治自己是有才能的，那么很显然他借皇后废立事件开始巧妙地摆脱被老臣控制的情况，意欲有所作为，难道不好么？如果他本人昏庸无能，那么被权臣挟制和被内宠玩弄又有什么不同呢？这至少是个改变的机会吧！王皇后本人并不是一个贤能出众的聪明女人，况且没有子息，何足为惜。
值得注意的是，受命保护王皇后和长孙无忌的，是褚遂良而不是李勣。从太宗的临终安排倒是可以看出他是以长孙为辅政，以李勣为制衡了。李勣是否另有遗命在身，这里暂且不论，但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和褚遂良不同。而终高宗之世，李勣这个军政大保镖的任务，也算功德完满，这不仅表现在皇后废立事件中，给予李治以军方的承诺和支持，也表现在日后李义府触怒高宗时，李勣作为唯一监审的朝中重臣，判处李义府以长流岭外的无期徒刑，累及家属，虽遇大赦而不得放还，最后愤激而死。这也难怪日后武后临朝称制，何以会激起李勣之孙徐敬业的反抗，而武后又何以会罪及英公尸骨了。
除了以上为公的原因，从个人上来讲，不过问皇家是非向来是李勣坚守的原则，玄武门事件即持中立态度。而他跟长孙无忌的关系，素来疏远，真要说起来，长孙一手炮制了名将李道宗和薛万彻之死，跟这二位有袍泽之谊的李勣未必不怀有戒心，又怎么能期待他会像一直和长孙合作愉快的褚遂良那般支持长孙无忌呢！
总之，不管他是为公也好，为私也好，作为军方领袖人物的他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说话，给了李治以万金不易的承诺，暗示长孙决不会得到军方的支持。只要军队不掌握在权臣手中，那就好办。得此一诺，李治始能放手施为，不致担心长孙无忌情急之下效霍光行废帝之事，当即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拿顾命大臣开刀了！
永徽六年十月，高宗终于下旨：“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所谓“谋行鸩毒”云云，无非欲加之罪，只是因王皇后历经劫难而未倒，在此添上最后一根稻草，而萧淑妃如何会获罪，却完全找不到迹象。唯一的解释是武昭仪忌惮她曾经受宠，又有子嗣，视之为潜在对手，务必除去，至于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令李治对淑妃如此厌恶，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道诏旨一下，足见胜负已分，大局已定，许敬宗遂联络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于是高宗再度下诏：“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道诏书也是出于许敬宗的手笔，与其说是措辞如何巧妙，用典如何精致，毋宁说是一通挟嫌含怨的回应之词，字字句句，皆是针对众宰相反对武后的言辞。既鄙薄武氏出身寒微，便开篇即声称她为名门闺秀勋贵之后，既指责她曾事二夫不堪为后，便回应这是先帝自己的安排，亲自送给儿子做礼物的。这类册后诏书原本吹捧虚饰的居多，但似这般从头到尾撒谎到底，竟赫然昭告天下的，也算史无前例了。不过昭仪的性格，向来不惧人言，若是真一剑刺去她可能还害怕一下，若只是出言议论，她当你是空气。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因此册后典礼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异常隆重，让天下都看到新皇后的煊赫声势和今日风光。这种心态，李治完全可以理解，他深心之中又何尝不想穿着正式的皇帝冠冕，册立自己所爱的女人为皇后，好好地向一众反对立后的老臣示威一番？立后诏书一下，随即大赦天下，普天同庆，恭贺道喜的人络绎不绝，而武昭仪这时却出乎意料地上了一道表章，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皇帝以表章出示韩瑗和来济。
武昭仪何以会在立后大殿前夕上此表章，其用意颇可玩味。有指她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故示大度，表示自己确有母仪天下的胸襟和雅量，其实不然。若武昭仪果有此心，她应该要求的是宽恕二人谏阻立后之举，却无端端的把庭争宸妃的往事提出来，“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 既然这件事情那么困难，他们也算忠心为国了，当赏。”）尤其语含讥讽。当日韩瑗与来济以不合制度为由，迫使武昭仪做宸妃一事搁浅，而今立后的诏书也堂而皇之的昭告天下，岂非一大讽刺！ 更是一种危险的提醒和暗示，表示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过了就会这么算了，这一点一滴，件件桩桩，都深刻地铭记在心，并没有被忘记。难怪韩瑗来济看了表章之后不喜反忧，频频要求辞职，皇帝不许。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废立皇后之争，终以朝臣的全面败北而告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回顾这场没有硝烟却意义深远的战争，深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们（可称为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吧！）是太过自信，也太轻视对手了。明知道王皇后已经因为小公主之死而失宠，王皇后舅父柳奭也因此罢相贬黜，仍然没有一点点警觉意识，严重低估了武昭仪的野心和能耐，从而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应变的状态，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其次，长孙无忌掌政多年，虽然权倾朝野，却也树敌无数，对其专权垄断心怀不满的大有人在，只是被掩盖在一片喝彩声中罢了。而无忌因为仕途的一帆风顺，逐渐冲昏了头脑，对此缺乏清醒的认知，尤其对于皇帝转变态度与自己渐行渐远无所察觉，对手握军权的李勣的立场和态度，也自始至终在状况外，直至最后决战时刻，仍然蒙在鼓里（由此也可见李勣的世故与老练），铸就了最后惨败的主因。军队既不在手，何以威慑他人？只搬孝道这类的大道理，那是只能招人烦，不能让人怕的。道理大不如拳头硬，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昔日西汉权臣霍光便是靠了军队的支持，就算毒杀许皇后，汉宣帝也只能忍气吞声，长孙无忌若有军队之助，何至于如此束手无策？不过，这也从一方面反映长孙无忌虽有私心，但对李治由始至终并无加害之意，更无篡夺李唐江山之心了，否则掌政多年，在军队上安插收买几个亲信并非难事，然而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而武氏再度入宫之后，能在短短数年间，由侍女而宠妃，最后夺嫡成功，正位中宫，除了她本身的聪明机智，以及李治对她确有真感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李治本身跟顾命大臣们便有嫌隙，一直希望能找机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否则即使李治对她宠爱有加，也很难无视那么多重臣的激烈反对，将她捧上皇后的宝座。我们对照日后玄宗对于宠妃武惠妃立后之请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玄宗对于武惠妃是有真情的，后来明知道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对她的怀念依然不曾稍减，让她死后还圆了自己的皇后梦。然而在武惠妃生前，面对着活色生香的妃子，玄宗也并没有让她戴上皇后的凤冠，起因也无非就是重臣反对而已。最后君臣各退一步，武惠妃享受皇后的实际待遇，却始终没有皇后的名分。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为讨好宠妃杀子杀女都很常见，——那不过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副产品，但为此而杀大臣却不多见，杀宰相一级重臣的更是寥寥可数，反而为了讨好大臣而宁愿娶丑女为妃为后的比比皆是，网络上流传的晚清诸妃照片可以为证^_^ 何况李治针对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朝臣，而是整个宰相团体，立后事件不久，除李勣外，其余六名宰相全部大换血，可见其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度。
因此，这场立后风波的真正主角正是李治本人，有计划地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发动的政治事件，目的在于收回帝王的权柄，只是因为政事上无隙可乘，于是转而从后宫寻求突破。而武昭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出谋划策和牵线搭桥，因天子深居九重之内，是不好动辄亲自出面拉拢官员的。不过也应该看到，在立后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李勣，并非短期内利诱以金帛功名便能打动，考虑到李勣事后依然谨守臣节，远离决策圈子，并未借机邀功，为自己谋取任何政治上的利益，因此很难说他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武昭仪合作了。然而武昭仪的表现，仍是令人赞叹的。在李治的支持下，利用行贿、重赏和贬黜等手段，以拉拢和收编的方式，迅速组织起自己的翊赞班子，在内宫外朝均密布眼线，随时监控政敌的一举一动，甚至亲自监听君相的密谈，充分展现了她强烈的企图心和控制欲，以及灵活机动的斗争战术。她的果敢和才智，令李治对她叹服之余也更为倚重，已不再只是亲密爱人，更兼具了政治伙伴这一身份。而在立后斗争中收编的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也逐渐成为她的心腹，为她日后进一步干预朝政建立自己的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高宗李治正式册立三十一岁的武昭仪为皇后。是日，百官朝新皇后于肃仪门，开百官朝皇后之先例。司空李勣与立后斗争中持中立态度的老臣于志宁，各奉玺绶与册文于武皇后，标志着她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在这万众瞩目荣耀之极的时刻，她在想什么呢？她是否会想起从十四岁入宫起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回首当年，几番感慨，几多悲凉？她是否在总结这次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中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而倍感欣慰？或者，低回凝眸间，她也会想起早夭的长女？那一抹大红朝服也掩不去的淡淡的血痕，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和遗憾。这些都有可能，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她已经在盘算下一步计划了吧，如何把长子弘扶上太子的宝座，令自己的后位更加稳固。沉溺在往事中顾影自怜或沾沾自喜，并非武皇后的风格，她的目光，永远是向前看的。事情也总是这样的，为了保证现有的，便必须拥有更多的。填不了的欲望，停不下的脚步，目标永远在前方。为什么不呢？欲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王尔德曾经说过：“人生有两种不幸，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为不幸。”当踌躇满志的武皇后为儿子的将来谋筹规划的时候，她不会想到，日后她的弘儿将成为她争夺最高权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而此刻，终于排除万难让武昭仪带上凤冠成为皇后的李治，也不会想到，这个自己生命中最爱的女人，才是李唐王朝的真正终结者，李唐皇族最可怕的敌人。同样，时光倒流十多年，当长孙无忌最终说服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又岂会想到跟自己最贴心最温顺无害的小外甥，今日会变得如此疏远如此陌生呢？时光在走，改变所有，至亲至爱，终成对手。在危险而残酷的权力的祭坛上，所有的热爱与依恋，终究会化为阵阵轻烟，随风湮灭。
立后大典，肃穆而堂皇。成为皇后，是古中国每个女人梦想中荣耀的极致，却非武则天人生道路上的巅峰。接过李勣呈上来的皇后的玉玺，如此晶莹而温美，折射出它所代表的无上荣光。从宫妃到皇后，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她终究是走过来了。轻迂一口气，她极目远眺，看夕阳将血倾泻在长安城巍峨的宫墙上，华丽而森然，有种令人震怖的美。现在她是这里的主人。
注：[1] 通鉴的记载即是来自于实录，民间传言可见刘肃所作《大唐新语》。
[2] 《全唐文*劾李义府疏》：昔事马周，分桃见宠；後交刘洎，割袖承恩。
[3]《唐会要*忠谏》
[4]《旧唐书*韩瑗传》
[5] 通鉴谓李勣自行入见，今从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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