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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影响深远，因此历代史家多有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1）美色所惑说
2）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
3）士族与庶族之争
4）君权与相权之争
千百年来流传的多是第一种说法，即“女祸论”，指高宗昏庸无能，为武昭仪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摆布的旗子，在其操纵下杀了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从而种下亡国祸根。世易时移，如今当然没人再用这样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代之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说”，讲一个胆小没用的男人，为了给爱人一个正室的名分，如何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似的勇气，把于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们一口气宰了个精光，从而成全了他和爱人的一段倾国姻缘。呵呵，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说成是老鼠爱大米，大约也是国人善良心态的一种体现吧^_^ 然而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李治若真对顾命大臣们信任有加，倚之为国之栋梁，大可采用折衷的办法，如后来唐明皇便是让武惠妃享有皇后的待遇却无皇后的名分，岂会为了一个宠妃而自毁长城？考虑到长孙家与李唐皇室姻缘交错，渊源极深，高宗两位同父同母的姐妹长乐公主与新城公主均联姻长孙家族，而竟采取贬嫡、杀戮乃至祸连九族这样的极端手法，着实令人深思。所谓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纵，不过皮相之论，不足深究。
而“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一说，则是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开创之关中本位制，制度上以府兵制为支柱，人事上以关陇集团为轴心，其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存在。故太宗晚年为国本计，大力扶持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胄，打压山东寒族，杀刘洎、推倒魏征碑、贬逐李勣等，均为其执行关中本位制确保传位顺利的一系列具体手段。故此以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李义府为刘洎引荐）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便拥护同为山东庶族出身的武氏为后，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则拥护同样出生士族的王皇后，双方遂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最终以关陇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而武后掌权之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至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富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先生认为，李唐国本之所固，正在于由西魏以来的关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时天下府兵六百余所，关内道独占二百六十多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岭南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故此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层开始方能成功，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妇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乱均可轻易扑灭的缘故。然武后自垂统以来，为灭唐兴周而有意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大杀李唐旧臣，开科举提拔寒门，听任甚或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洛阳，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时，各项旧制已然大坏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听信李林甫谗言而走入歧途，以关中为本位的强干弱枝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大员始可为患，遂酿成安史之乱，为中国历史别开一新世局。陈先生据此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而武氏之立后，实为“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
被列入关陇集团的反对派主要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被列入山东豪杰的主要有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其领袖人物分别是长孙无忌和李勣了，太宗当日以他们同为辅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东集团领袖李勣之助，遂不顾关陇贵胄的反对而悍然行事。陈先生为隋唐史一代宗师，立论高远，气魄宏大，其关中本位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褚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于志宁虽出身关陇集团，但在立后之争中态度中立，不敢表态。而上表劝谏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本为旧隋大将来护儿之子，江都之难中为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所杀的来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么也算不上关陇集团中人。其劝谏当是出于太宗朝之忠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集团利益着想。而长孙无忌打压的政敌之中，同样也有李道宗这样的关陇集团中人。因此，仅以地域出身来解释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个人以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鉴于这一点吧，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士族与庶族之说，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时期，这一说法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后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庶族是新兴势力，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谓儒法斗争的概念，长孙无忌是反动儒家的代表，武则天就是进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谁，当然不言而喻了，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这一标签真是太恶心了，以至于文革之后，很多备受迫害的学者专家气愤不过，纷纷撰文论证“武则天及其宫廷奸党才是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代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客观的来说，武后临朝称制之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的确有打压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杨篡周之后急于摆脱旧日关陇同僚而开科举，然而，这仅仅局限于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她本人对士族并不反感，甚至还相当看重，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择婿薛绍，听说薛绍的嫂嫂萧氏出身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绍的哥哥休妻，直到别人提醒萧氏其实出身兰陵萧氏，国之旧姻，才告罢休。具体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更不可以武断地说成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了。
因此，这场立后废后之争，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战。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争，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勣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曾跟人笑说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渊的问题在于有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儿子（网友可卿语），李治的问题是不仅有个儒家圣王的老爸，还有个空前绝后的太太，任何人给这么两位一前一后一挤兑，也都会变得什么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门观百戏，之后对侍臣说：“我听闻吐蕃人喜欢打球，这也是好的习俗，曾经一度观之。昨日登楼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见到。这些吐蕃人以为朕喜爱打球，所以就驰骋表现。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举一动影响深远，岂能太随意轻率，所以朕已经焚毁此球以此作为自诫。”[1]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文里这位不愿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变成了他父亲唐太宗^_^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虽说高宗的确对武则天的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成王败寇到这个地步，也难怪他郁闷。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颇为显赫，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握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不过，永徽年间他被长孙无忌逐步架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无忌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从贞观后期的太子废立之事讲起：
封建制度下太子当立嫡立长，长孙皇后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晋王李治。承乾为人聪颖，多次监国期间也挺受太宗赞许，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太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自己本非嫡长子出身，对立嫡以长的制度并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渐渐向被誉为“聪敏绝伦”、“文辞美丽”的魏王李泰倾斜，承乾因此忧惧不安，颇有些自暴自弃的举动，加之李泰不住挑拨，约在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太宗便产生了更换太子的念头。[2]与此同时，太宗对李泰的恩赏越来越重，屡有逾制之举，许开文学馆，每月赏赐超过皇太子等。随着太宗的心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流露，李泰身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马房遗爱、柴令武等，细心的朋友会发觉，这些人正是日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的主角^_^ 对于泰的夺嫡之谋，反对最厉害的便是魏征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劝谏太宗不可对泰有逾制的封赏，一般理解为这是两位大臣的忠直，然内里却另有乾坤——坚持嫡长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则日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合力将晋王治推上了太子宝座。当时大臣分为两派，拥护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于志宁、杜正伦等，拥护李泰的有刘洎、岑文本、马周、崔仁师等。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险举事失败，太子党全军覆没，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贬，此二人均为魏征所荐，太宗于是怀疑魏征“阿党”。褚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前后诤谏言辞”抄示褚遂良。但魏征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褚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征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 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hard sell 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拢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
1）长孙无忌
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从这些言词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权，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2）李勣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1） 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
2） 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
3） 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
国际方面，贞观后期的对外战事明显比初期频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决，显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颇有欲在生前尽量解决所有争端之意。亲征高句丽也是在这种“不遗子孙后患”的心态下发动的。此役虽未达到一战灭国的效果，唐军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仅仅在高句丽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扫平漠北强国薛彦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丽开战时该国颇有些不老实。一战灭国之后，太宗更乘势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将铁勒回纥诸部落安抚+恐吓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之后，双方关系尚属融洽，贞观末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针对西突厥汗国发动以吞并整个西域为目标的昆丘道行军，唐军杀焉耆王，俘虏龟兹王，“绑架”于阗王入侍，招抚西突厥各部，在碎叶以东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从此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镇，以安定西域，守护陇右，捍卫关中。
经过一轮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对境外势力的优化组合了一番，唐帝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而国内政局的稳定，也是太宗十分关心的问题。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晋王派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立晋王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结党相互倾轧之意，继马周、刘洎被派去辅佐东宫之后，原魏王党的岑文本又被升为中书令，可见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终更为信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旧部，且对于曾经卷入承乾与李泰之争的大臣心有成见，这就为长孙一派打压异己提供了机会。晋王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原来拥护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决非偶然。先是崔仁师“忤旨”被贬，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留太子监国，崔仁师与韦挺（也是魏王党）共知海运，又别知河南水运，这是个苦差事，结果两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师之后将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参知机务，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颇忌嫉之”，终又以“罔上”之罪被贬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为中书令之后不喜反忧，叹自己非勋非旧而得高官，责重位高，惶恐不安，应是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的莫名压力。或者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岑文本越发兢兢业业，疲累过度，不幸英年早逝。马周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谦冲，很会做人。唯有一向任侠使气的刘洎依然故我，锋芒毕露，终被卷入党争之中而遭横死，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
刘洎“性疏峻敢言”，为贞观后期最出名的谏臣，不仅对太宗多有规劝，同僚之中若有过失也同样率直敢言。曾上书猛烈抨击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勋引荐官员多存私心，处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久妨贤路，殊为不可。”这种性格是否受人待见，问问你自己是否喜欢BBS上老拍你砖头的就知道了^_^ 纳谏是帝王的职业道德，普通人没有这个思想觉悟的还真有点吃不消。不过，刘洎的确也有不知轻重，政治敏感度不够的毛病。他和岑文本同时被提拔为侍中和中书令，分掌门下和中书省，但却没有岑文本那份惧月满则亏的智慧。太宗征辽，命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监国，临行前对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刘洎贸然答道：“陛下不必担心，大臣如果有过错的，臣立刻就杀了他！”太宗震惊于他的狂放，当即对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这几乎是警告了，而刘洎反误解这是太宗对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语，进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贞观十九年，太宗自辽东回师，途中病倒，刘洎与马周入谒，出来在门口遇到褚遂良。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褚遂良歪曲原话，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状，说刘洎认为太宗病倒没关系，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权臣自命，辅佐少主而铲除异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恼怒，疾愈后亲自审问刘洎，刘洎据实以答，当时在场的马周也为他作证。然而褚遂良执证不已，太宗于两派之间，始终更为相信褚遂良，于是赐洎自尽。太宗一般不轻易杀大臣，犯罪该杀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听偏信，置马周的旁证于不顾，当是承乾事件的后遗症，以及征辽临行前刘洎给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刘洎自尽之前，向狱吏要纸笔欲上奏遭到拒绝，刘洎死后太宗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挽回，只能把狱吏下狱惩办一通。刘洎之死，虽与长孙无忌及诸遂良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太宗对原魏王派官员不信任的心态作祟，是太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经过一轮有意无意的清洗和排挤，原魏王派官员已所剩无几。后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龄、李靖等重臣也相继去世，原本熠熠生辉号称明星阵容的贞观政坛逐渐黯淡了光彩，太宗本人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心境更是进入了沉沉暮年。在继承人差强人意的情况之下，辅政大臣的人选也就变得越发重要。故旧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坚辞宰相之位的长孙无忌越来越受重用，地位稳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机中，他除了表态支持皇帝的决定，几乎都隐身幕后，沉默以对。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贞观后期宫廷里，他的沉静和稳健，使得太宗对他越发看重，视之为宁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为李治挑选辅政班子的时候，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选。这是太宗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综合各种资料看来，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单一早已经确定，即以长孙无忌为主，以诸遂良为臂助，以李勣为制衡。能被列入顾命大臣的人选，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为精擅权谋的封建帝王，太宗对于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顾忌和防范。作为下一代领导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风稳健，也不缺乏决断，玄武门事变力劝太宗夺嫡，贞观年间辅政多年经验丰富政绩斐然，显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虽有私心，但对外甥李治的关爱仍是有目共睹的，决非作伪。其关陇贵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声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托孤人选。太宗对于他的担心主要有两重，其一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怀疑。贞观末年，太宗品鉴群臣，对于无忌的评价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 长孙无忌长于内政，却不善军事，加之个性“倨傲”，和武将关系疏远，多有不合。（题外话一句，这种疏远，不排除有无忌刻意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这四字评语也不是白来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终争取到顾命大臣的权力。）随太宗亲征高句丽，大约使这一缺点暴露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有一位军事强人来协助他处理国际事务。其二是对外戚专权的担心。贞观末年，无忌的专权之势已然隐隐流露，太宗对其私心也有所察觉（详见上文君臣二人论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历史，很清楚中国历史上主幼国疑之际循环出现的外戚权势过大的现象，隋文帝杨坚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国辅政最后篡夺了北周的江山。特别是在继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况下，太宗不能不没有这层顾虑，于是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贞观二十三年，继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之后，再以嫡亲女儿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巩固两家联姻，动之以情。此外，以与长孙无忌关系疏远的李勣执掌军事，分之以权。如此既有协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执政人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至于李勣其人，向来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历经瓦岗时代、李唐开国之后饱经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恪守为臣本分，“军人不参与内斗”的职业道德。李勣在当时的名声很好，为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虏之后，不顾其礼遇想方设法回归李唐的麾下，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忠义的美誉，被高祖赞为“纯臣”。玄武门事变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协助的请求，当时太宗虽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后倒又觉得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可贵，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不过，太宗对于武将的防范，又比文臣更为严厉。毕竟，国家的权力基础说穿了就是暴力机关，文臣尽管再大权在握，要达到造反的程度却难。而贞观诸将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当时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权兵力之资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处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险的。因此，太宗并未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对象，而是将他置于长孙无忌之下，以文臣主导，以武将辅佐，一方面不至于直接挑战威胁到长孙的地位，也就不会引起长孙无忌的敌意而引发内耗，造成类似刘洎之死那样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军权的人物权势过甚，那便无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诸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诸遂良的头上。此外，长孙无忌身为首辅大臣位高权重，难免遭人嫉妒和政敌攻击，王皇后个性柔弱，诸遂良也负起了保护外朝内宫的这两位当家人的责任。太宗所拣选的三位辅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辅、良将及谏臣了。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宫时病情急剧恶化，自感已不能回京，于是突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旨，连家都不回便动身前往。数日之后，太宗病危，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托以身后之事，并对太子说，“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为国家担忧！”随后又单独对褚遂良说：“太宗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辅政之后，不可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无忌。若出现此事，非复我臣。”命褚遂良草拟遗诏之后，太宗病逝，时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长孙无忌拭去眼泪，请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抚内外，李治竟不能答。无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发丧，急招禁军飞骑护送太子由翠微宫回京，将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方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继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进二品，旋即拜相。
有说太宗生前贬嫡李勣的一个原因，是李治于他无恩，这么来一下，必能“致其死力”。两唐书中均有类似记载：
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唯《资治通鉴》记载为太宗密嘱李治，若李勣徘徊顾望当杀之：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太宗担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这样嘱托是极有可能的，但说话时应只有他父子俩。事后高宗可能会将这番话告诉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说出后面那半截“如不愿则杀之”的话，所以新旧唐书都只记载了前面的说辞。而通鉴的说法，可能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会知道将李勣调离京城的确事出有因。当时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长孙无忌等均随侍在侧，不在京城。既已确定无忌辅政，而李勣与他关系平平，又手握重兵，那么将李勣暂时调离政治中枢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确保政权交接的顺利完成。这和太宗发丧独不准李泰前来奔丧是同一个原因。李治继位后对李泰不薄，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非常时期减少不稳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继位，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集三省权力于一身了。而以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勣则坚辞尚书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大致就是这样。
李治继位之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权力交接时的正常现象。东突厥车鼻可汗，及负责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接连反叛，名将高侃（我偶像高适的爷爷啦，一定要提一笔^_^）生擒车鼻可汗，押送至京师，于是东突厥汗国所有部众，皆为大唐封内之臣，以其地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阿史那贺鲁的叛军也被唐军击败，边陲安定。国内则表现为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问也不问当即初斩。接着褚遂良和许敬宗双双被人弹劾，褚遂良被告以低价强行购买他人土地,就是仗势欺人搞土地兼并了，许敬宗的罪名是将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礼，被告贪财害礼，“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这理由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爷是少数民族，其实对方好歹也是个小王子的说，要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宁愿倒贴也要嫁出国去，咳咳，时代不一样^_^ 调查结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双双被贬外放。不过褚遂良很快就官复原职（顾命大臣到底不一样），许敬宗虽然后来也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枢已无异己存在，自然同心协力，年轻天子初登大宝，自信心严重不足，也表现得相当合作，对于两位辅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无有不准，“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就是说克制自己，听从二人的教导，史家用词真是精妙无匹，值得人再三回味^_^
不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很有治国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号为永徽之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议的颁行，其二是五经正义的统一。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唐律一方面是后世各朝修订法律的楷模和蓝本，之后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未超出唐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对东亚诸国，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代法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我们所称的唐律，正是于永徽年间制定并颁行的唐律疏议。永徽初年，长孙无忌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二者溶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因此，《永徽律疏》就成为唐律的代表，后世称为《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律体例完善，结构严谨，用刑持平，某些方面比如对变相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给今人的一份极为珍贵的瑰宝。
而五经正义的修订则是延续太宗朝未完的事业，两汉经学大盛，然派别众多，各存门户之见。至大唐太宗皇帝尊祟儒学，对经学亦极留意，认为经籍文字多有讹误，为害后学非轻，遂于贞观四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定为五经定本。其后，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复诏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至贞观之末仍末完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学士复以考正，于是长孙无忌诸人便就原书加以增补，作为定本，于永徽四年诏颁全国，定为国学，规定科举取士皆以正义为标准，就是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有了统一标准教材^_^ 要想当官出人头地，就必须熟悉五经正义了，这是继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把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联系起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而另一方面，自《五经正义》修定后，诸经文字由此划一，学术思想的定于一尊，也有助于政治上的统一及稳定。
由此可见，永徽之治的出现长孙无忌当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无以伦比的。而李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继承了父亲善于纳谏、赏罚分明的作风，对于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尤为看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贞观末期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弊端。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绝各州县贡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称：“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让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说无妨，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回去写奏折呈上。”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人们或有这样的疑惑，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这话也对也不对，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总百官，治万事”，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当然要报经皇帝批准），考虑到宰相自己也不过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荣而无实权，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权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之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但并不常见。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中书省拟定，集体讨论通过后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不太强势的君主会感觉十分被动，因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犹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动用最后否决权，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样需要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中书省草拟诏书，门下审议通过后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较为开明，屡屡有皇帝诏令被驳回之事，门下省官员甚至直接在诏令上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敢于封驳的官员被视为“劲节”而广泛受到时人的称赞，唐代颇有些干这种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这也是政绩之一，而不敢封驳的则被视为碌碌无为迎奉阿旨的庸人。后来武后废中宗，软禁睿宗，正一门心思想当皇帝，知道诏旨在中书门下会遇到麻烦，索性绕过去直接下旨，引发大臣不满，宰相刘祎之即道：“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你这圣旨都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审阅，算什么圣旨？可见当日之规矩流程，不经中书门下的诏旨极为少见。李治初登大位，经验和信心都不足，还在继续扮演小白兔乖乖的角色，好外甥+好学生=好皇帝^_^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来形容，绝不过分。从上文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可以看出，他揽的事儿着实不少。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颇知收敛的长孙无忌，在天子言听计从，政敌束手敛声的情况下，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越公杨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说超过越公。“自揣诚不羡越公，”无忌听后徐徐道：“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2] 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然而对于年少的新任天子，却难免有轻视之心，仍是难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态，就算开始还有些警觉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所磨灭，却没有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长幼虽关人伦，君臣自有名分，李治虽是他的晚辈，虽亏欠了他许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末，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李泰在郁郁寡欢中死于均州，行事越来越没有顾忌的长孙无忌乘机借高阳公主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争夺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将魏王旧党，不满当权者及自己政敌一网打尽，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
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这倒也罢了，见识过了小绵羊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恪，一早远离长安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居然还被编排成甘冒乱伦之名爱上高阳这种女人，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她的和尚情郎，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她是拿这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高宗登基之后，她才重新活跃起来，大概是看着高宗好欺负，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遗爱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坐事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等开小会，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玩些“假如大变忽起，我辈当XXXX”之类的架空小说接龙。这样口没遮拦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一下倒也罢了，偏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事，对象是她一直看不顺眼的大伯房遗直。房遗直以房玄龄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爵位，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公承袭爵位，次次告状，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诬告大不了挨顿骂，久而久之，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乐此不疲的游戏。房遗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房遗直终于忍无可忍，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高阳还是比较适合没见过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了。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为助他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如今胜负已分，竟然还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夺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长孙无忌的新仇旧恨，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尽。头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荆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争位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恪也被牵涉进来。此案审理结果，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均被处斩，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阳、巴陵二公主赐自尽。纵然是金枝玉叶，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
其中吴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后人同情，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遗爱夫妇愚蠢的密谋，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吴王恪并非没有野心的人，并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奉异母兄弟李治为主。当日承乾谋反、李泰被黜之后，颇受太宗宠爱的他也曾下过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为太子，终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封他为安州都督，让他远离政治中心的长安，临行之际特地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诛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如果吴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会说出如此重话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继承皇位，大把人自负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资格主宰天下，吴王因太宗曾亲口表示过立储意向，更居司空高位，无形中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所谓“地亲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身为当权者的长孙无忌自然要将其除掉，以“绝众望”，安天下。吴王既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夺嫡梦破，复遭陷害横死，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据说李治曾以荆王吴王为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为臣下劝阻，不得不杀（“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实此二人均为他皇位的实际威胁者，犯事处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间，而他希望宽宥的理由也十分牵强，既以亲戚身份为二王求情，那么置高阳、巴陵二公主于何地？以我心里阴暗的揣测，倒像是为求仁君之名而诿过于臣下，颇有作态之嫌。
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还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那之后的进一步株连就纯属为报私怨了：现任宰相侍中宇文节，李唐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马执失思力，皆坐与房遗爱交通，流放岭南，其家属也没为官奴。之后更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软禁于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与河间王李孝恭军功最甚，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贞观末期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还是逃不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专权朋党、滥用刑法之甚，实为大唐开国以来之仅见，被人视为伊尹、霍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因。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但对其“猜忌大臣，拟皆夷戮”的作为，也有尖锐的指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于水，玩火者多自焚。长孙无忌一生精擅权谋，辣手执政，他日后的悲凉结局，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徽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长孙的煊赫权势和铁血手段。若干名王贵人生命的消逝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严。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长孙无忌的声势，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阳公主一案，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政敌们在惶惧之下越发的抱拢成团，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踌躇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正在越聚越浓，只待一个女子的纤纤素手挑动，便将化为惊雷密雨，泼天富贵，顷刻被雨打风吹尽。盈亏之间，祸福一发，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勘破的呢？
注：[1]通鉴永徽三年事
[2] 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黄永年先生认为这是李治继位后史官给他泼的污水，借此说明李治继位的合理性。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
[3]《隋唐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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