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

 

 




  摘 要: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都要涉及酷吏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把酷吏问题作为武则天“残忍”的依据,从而得出武周社会“黑暗”的结论。本文全面考察了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认为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指出用酷吏问题来否定武则天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武则天;酷吏;政敌 

  收稿日期:1998-03-24·73·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1999)01-0037-05 

  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酷吏,因而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把武则天与酷吏联系起来:有人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事实上,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较多,但并不能说明武则天实行了“酷吏政治”。至于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也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一、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 

  大家知道,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若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参预朝政算起,到神龙元年(705)正月退位,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若从文明元年(684)临朝称制算起,独自控制最高权力的时间长达21年。即使从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算起,当皇帝的时间也有15年。如果我们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划分为辅政、临朝、称帝三个阶段,具体考察一下各个阶段的历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武则天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武则天辅政阶段历时23年。这一阶段,唐高宗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只是以皇后的身份参预朝政。但是由于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经常复发,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旧唐书》卷5)所以军国大事常由武则天处理。这种情况在宰相上官仪被杀后表现更为突出。史载“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201)这说明,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武则天“内辅时政”,“忧劳天下”(《唐会要》卷63),是很有作为的。她不仅克尽妇职,亲祀先蚕,从驾封禅,重用学士,著书立说,而且上书言事,出谋划策,协助高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当时武则天是主张“以道德化天下”的(《新唐书》卷76)。她曾建议“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反对酷刑和苛政,希望通过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办法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当时她虽广开仕途,扶植新贵,但并没有使用过一个酷吏。当时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一个著名的酷吏。很显然,武则天在辅政期间并无器重酷吏之事。 

  武则天临朝称制时间较短,只有6年,但这6年是武则天政治生涯发生转变的关键性阶段。这一阶段,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在临朝之初是很想大有作为的。她在《改元光宅赦文》中表示要“励精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冀上不负于尊灵,下微申于至恳”(《全唐文》卷96)。也就是说,她要用自己的全部才能治理国家,以报答唐高宗的顾托和天下人的推戴。为此,她决定旗帜尚“金”,同时改变百官服色和称谓,准备通过网罗人才、放宽刑法的办法“大收人望”(《旧唐书》卷50)。但是,对于她的所作所为,“天下颇多流言异议”(《旧唐书》卷90)。光宅元年(684)九月,发生了徐敬业的叛乱,对武则天形成很大的威胁。叛乱平息后,武则天改元“垂拱”,仍表示要一如既往,无为而治。她在《颁行律令格式制》中说:“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元为,业光刑措。”(《唐大诏令集》卷82)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她的理想无法实现。由于“将相阴谋”(《通典》卷169),“人多逆节”(《旧唐书》卷91),武则天不得不用酷吏来打击政敌。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武则天才开始重用酷吏。垂拱初年,酷吏兴起,索元礼、周兴、万国俊等纷纷出笼,造成了恐怖气氛。但垂拱四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酷吏的活动就大大减少了。 

  当皇帝的15年是武则天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支持武则天的人很多,但在暗地里反对武则天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清除政敌,巩固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在天授年间仍不得不重用一些酷吏。所以在武周初年,酷吏仍然较多,大酷吏来俊臣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这种局面维护的时间并不太长,政局稳定后,武则天即不再器重酷吏。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颁发了《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重新提出了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主张。她说:“崇德简刑,列辟之彝范;并官省事,有国之良图。”“今远近无缧绁之冤,老幼有歌谣之乐。人皆迁善,政在维新。丹笔刑官,已绝埋梧之听;黄沙狱户,将为鞠草之场。”“幸悉心而慎罚,同底绩以胜残,伫弘勿辟之规,用阐元为之化。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布告天下,识朕意焉。”(《唐大诏令集》卷82)显然,到这个时候,武则天就已不再重用酷吏了。神功元年(697)六月来俊臣被杀后,酷吏死鼠殆尽。从这时起,到武则天退位,再也没有出现过酷吏。 

  二、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 

  武则天之所以在改朝换代前后重用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从大量资料来看,武则天本来是反对滥刑,反对酷吏的;当她的统治受到政敌严重威胁的时候,她要用酷吏诛杀异己,摆脱危机;当她的统治稳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而把酷吏无情地予以抛弃。种种迹象表明,酷吏不过是武则天诛锄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首先,酷吏是在武则天的扶持下兴起的。武则天扶持酷吏是徐敬业起兵以后的事。文明元年秋,武则天临朝不久,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旬日之间,“得胜兵十万”(《资治通鉴》卷203)这次起兵虽很快平定,但隐藏下来的反对派仍有很大势力。这些人“密有匡复之志”(《旧唐书》卷76),时刻准备颠覆武则天的统治。由于这些人尚未起兵造反,不能用大军征讨,只能用残暴酷烈、滥用刑法的官吏加以惩治。所以当有人建议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旧唐书》卷183)的时候,武则天便改变了以往对酷吏的态度,开始扶持酷吏。史载:垂拱元年(685),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资治通鉴》卷203)。大凡善于罗织者皆得到武则天的扶持。如来俊臣告密不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太平广记》卷267),使“朝官侧目”(《朝野佥载》卷3)。傅游艺滥刑之后,“基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资治通鉴》卷203)。如果没有武则天的支持,垂拱、天授之际绝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酷吏。 

  其次,酷吏基本上是按照武则天的旨意行事的。武则天“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旧唐书》卷50),扶持酷吏的目的,是要让酷吏用法律的武器去诛锄异己,铲除政敌。而酷吏大体上也都有揣时希旨的本领,“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唐会要》卷41),“执法不挠”(《文苑英华》卷674),“务在诛夷”(《旧唐书》卷85)。不仅惩治武则天的政敌,就连“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者,也“莫不穷捕考校”(《旧唐书》卷50)。为了摄服罪犯,他们往往“竟为讯囚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其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资治通鉴》卷203)据说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资治通鉴》卷204),丘神责力亦破千余家(《旧唐书》卷186),吉顼等破三十六家,“亲故连累鼠逐者千余人”。酷吏的这些做法,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派,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武则天的大臣朱敬则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旧唐书》卷90)。《新唐书》的作者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新唐书》卷209)。《旧唐书》的作者也说武则天因酷吏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这说明,酷吏在武则天称帝前后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帮助武则天诛杀政敌。再者,酷吏的衰亡也与武则天有很大的关系。武则天两度重用酷吏,只是为了消灭政敌,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她不允许酷吏有其他“越轨”行为,尤其是政敌被杀、政局稳定之后,武则天立即改变了对酷吏的态度,由重用变为抑制。随着武则天态度的转变,酷吏很快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史载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刚刚稳定,武则天即贬杀了酷吏丘神责力、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丘神责力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杀的。(《新唐书》卷209)周兴被告“谋反”,“诏宥岭南,在道为仇人所杀”,索元礼“座赃贿”,列于狱中。(《朝野佥载》卷2)傅游艺“梦登湛露殿,旦而陈于所亲,为其所发,伏诛”。长寿(692-693)以后,主要的反对派大体上已被消灭,“众心已定”(《资治通鉴》卷205),武则天再次决定“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旧唐书》卷6)。酷吏候思止、来子王旬、王弘义、郭霸、万国俊等相继死亡。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下令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次年,将用法宽平的徐有功擢拜为“左台殿中侍御史”(《资治通鉴》卷205)。神功元年(697)六月,下《暴来俊臣罪状制》,把来俊臣送上了断头台。就这样,酷吏被武则天无情地抛弃了。 

  三、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 

  由于酷吏只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当时每个酷吏的履历就会明白。据两唐书《酷吏传》记载,武则天统治时期共出现过11位著名的酷吏,他们是丘神责力、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王弘义、周兴、来俊臣、傅游艺、来子王旬、郭霸和吉顼。这些酷吏的经历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 

  丘神责力是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儿子。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始任左金吾卫将军。翌年赴巴州监视章怀太子,因章怀太子自杀,左迁为叠州刺史。垂拱年间官复旧职,与周兴等人推鞫制狱,以酷暴著称。垂拱四年率军镇压越王贞的叛乱,以功加左金吾大将军。天授二年下狱伏诛。索元礼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故史书上说他是“胡人”。武则天在平息徐敬业叛乱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索元礼向武则天告密,受到武则天的接见,被“擢为游击将军”,并成为最早在洛州牧院推案制狱的酷吏。据说索元礼“性残忍”,武则天曾多次召见索元礼,“张其权势”。但直到天授二年被杀时,索元礼仍然是一名小小的“推事使”(《朝野佥载》卷2),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 

  候思止本为高元礼家奴,以密告舒王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反”起家。初任“游击将军”。天授三年升为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等推案制狱,“苛酷日甚”。后因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被宰相李昭德处死。 

  万国俊系洛阳人氏,少年时以险诈闻名。垂拱以后,任司刑评事,与来俊臣制造《罗织经》,受到来俊臣的赏识,被引为判官。天授二年摄右台监察御史,常与来氏同按制狱。长寿二年赴岭南杀流人,授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不久病死。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以告密入仕,授游击将军。天授年间任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年间,升为左台侍御史。常与来俊臣“罗告衣冠”,推鞠狱讼。延载元年(694)被流放至琼州。后矫诏北返,事泄被杀。 

  周兴少以明习法律入仕。初任尚书省都事,后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垂拱年间屡受制狱。天授元年九月晋升尚书左丞。次年十一月与丘神责力同时下狱,论罪当死,武则天“特免之”,流放岭外,死于道中。 

  来俊臣垂拱年间以上书告密受到武则天接见。天授元年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开始推按制狱。天授二年任左台御史中逊,与其党徒造《罗织经》,以残暴酷烈著名,成为影响最大的酷吏。如意元年(692),诬告大臣狄仁伙等六人“谋反”,又推鞠大将军张虔勖等人于洛阳牧院。长寿二年升为殿中丞。坐赃,被贬为同州参军。万岁通天元年(696)召为全宫尉。不久升任洛阳令、司农肖卿。其后欲诬告皇嗣、太平公主及武氏诸王,结果落了个被“弃市”的下场。 

  傅游艺载初元年(689)为合宫主簿。累迁左肃政台御史、左补阙。因“上书称武氏符瑞”,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擢拜给事中。数月后入相。不久又加朝散大夫、守鸾台侍郎。武则天改唐为周后,赐姓武氏,加银青光禄大夫。一年之中连升数级,“时入号为四时仕宦”。但不久即被告“谋反”,命丧黄泉。 

  来子王旬永昌元年(689)上书言事称旨,被任命为左台监察御史,按照武则天的旨意推鞠诏狱。天授年间告雅州剌史刘行实兄弟谋反,迁游击将军。长寿元年被流配爱州。 

  郭霸天授二年以宋州宁陵县丞应“革命”举,至神都洛阳担任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迁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官至右台侍御史。后疑惧自杀。 

  吉顼举进士,累迁明堂尉。万岁通天二年告刘思礼等人谋反,拜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圣历二年以天官侍郎身份入相。后与武懿宗争功,被贬为琰川尉,再转安固尉,死于任所。 

  从上述情况来看,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大部分都是御史台官。他们或“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或“纠举百僚,推鞠狱讼”(《旧唐书》卷44),职责基本上都和司法有关。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出现的这11位酷吏中,影响最大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官止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官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官止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辅。在当时的酷吏中,官至宰相的只有傅游艺和吉顼两个人。傅游艺从天授元年(690)九月十三日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到天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狱自杀,当宰相有一年多时间。在当宰相的一年间只有两个建树:一是“诬族皇枝”,说李氏宗室谋反,要求武则天“大义灭亲”,诛杀皇室成员;一是陷害流人,说被流放的犯人“怨望”,请发六道使以杀之。吉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能算作酷吏,《新唐书》就没有把他列入《酷吏传》中。他在圣历二年(699)腊月二日升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久视元年(700)正月二十八日即被贬出朝廷,为相时间还不足一年,在政治上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新唐书》卷117)至于其它的酷吏,就更不能参预朝政了。由此可见,酷吏虽然有时“作威作福”,但根本不能左右国家政治。 

  事实上,武则天一直把行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特别是在临朝和称帝的21年间,她总是日理万机,躬亲庶政,“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希缉南薰之化。”(《全唐文》卷96)协助她处理朝政的主要人物不是酷吏,不是外戚,也不是男宠,而是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贤才。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05中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段话就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真实写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微妙的。在酷吏问题上,武则天的心理是矛盾的。从总体上看,她是反对滥刑,鄙视酷吏的,她要约法省刑,以“道德”化天下。但当她的统治受到反对派的严重威胁时,又不得不纵恿酷吏,滥用刑法,打击政敌。所以武则天只是把酷吏当作消灭政敌的工具;而酷吏也只是充当了“鹰犬”的角色。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此外,武则天在重用酷吏的时候也重用过许多“循吏”。因此,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是很不恰当的。值得注意的是,酷吏并不是武则天的发明。早在西汉时期就曾出现过不少酷吏。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酷吏立传以来,《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传》。这说明酷吏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的普遍现象。毋庸讳言,酷吏的某些作法是残暴的,影响是恶劣的。但是对各个时代酷吏的作用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武则天曾两度重用酷吏,完全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汉武帝也曾重用过十二位著名的酷吏,并没有人把汉武帝说成暴君。为什么一定非要把使用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主要根据呢?

 
 

2008/05/08 制作

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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