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经风霜  生于乱世,

 




  饱尝家庭离异的辛酸,
  过早地承担生命的全部。
  古龙,原名熊耀华,祖籍江西。
  关于他的出生年代,至少有3种版本: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这个出生之谜,权当一个悬念,留给读者去想象和猜测。
  他的出生地点:香港。
  他的童年大致界于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可以说,他在一个独特的时期,在一个独特的地点度过了喧嚣而动乱的童年。
  用张爱玲的话来说,那是一个乱世。整个人类都似乎沉沦于毁灭的冲动,战争摧毁了一切的文明与宁静的家园。
  张爱玲在1943年创作的《倾城之恋》中,对于当时香港的状况有过生动的描绘:
  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拦了这边的山。……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子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巴而顿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学试验馆、屋顶上架着高射炮,流弹不停地飞过来,尖溜溜一声长叫,吱哟呃呃呃…,然后砰地落下地去。那一声声的吱哟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尖端。
  那一年,古龙大约3~5岁,他是被抱在父母的怀中,还是被父母牵着小手,混杂在躲避空袭的人群中?这种恐怖的记忆,是否成为他后来创作的源泉之一?
  至于香港,一个鸦片战争时期被英国人掠夺的渔村,一个三四十年代的繁华的都会,一个聚集了各种肤色与梦想的冒险家乐园。有一个1936年生于香港后来定居美国的诗人曾在回忆中这样提及香港:
  对于香港,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人奴役中国人,中国人欺骗中国人。接触的目光……要投给他们燃烧的汗,中风似的警呆:不安传透他们的器官,血脉,毛管和趾尖……我们贫乏的力量再不敢在事务间作太热切的旅行……不敢认知我们尚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到那一个分站,或分清我们坐卧的地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期待月落的时分。
  (叶维廉)
  这就是古龙成长的时空架构。这一切的一切,映射在他年幼的目光中。在这样的年代出生、成长的人们,无疑与时代共同承受了人类史上难得的巨变与灾难。生命在飘泊之中,生命在追寻之中。
  也许,古龙小说中的两种声音与他生存的时空不无联系,一种声音是对于“家园”的呼唤,另一种声音是对于“希望”的呼唤。
  家园已在望。
  光明也已在望!
  希望永在人间!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
  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共产党带给人民无比的理想与希望。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航向。大时代转换中的人间悲喜剧,让人不胜感慨。
  然而,毕竟,战争结束了,人们不必再去躲避无情的炮火,也不必沦落在荒山野岭。人们可以从容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古龙随着他的父母迁居到台湾。经历了战争的噩梦,初享和平的气氛,已是少年的古龙,本应沐浴在家庭的温馨中。
  但是,外面的战争结束了,家庭内的战争却爆发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大多数人而言,家庭是港湾,父母是唯一能够依靠的人。父母在孩子的心中,也是最神圣、最崇高的形象:他们无所不知,他们宽厚仁慈,他们坚定不屈。因此,没有什么比父母之间的离异更让孩子感到寒心。感到梦的破灭。成人世界的神圣光环都会因这种离异消失殆尽,使年幼的灵魂从此疑虑重重。
  古龙的家庭并不贫困,他的父亲曾担任台北市长的机要秘书,无须为温饱发愁。如果一切平静如水,这该是一个平淡而温暖的家庭。遗憾的是父母间的感情终究不能弥合,在不断的争吵中分道扬镳。
  古龙惶恐而不安地目睹着两个亲人的分离,他将愤怒与怨恨发泄在父亲身上。于是,一场父子间的争吵接踵而至,使这个失去了父母间情爱的家庭又失去了父子之间的深情厚意。
  倔强的古龙离家出走,过早地承担了自食其力的艰辛。
  生存下去,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天地之大,人海茫茫,却常常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也找不到一点点亲切的关怀。
  他到处帮人打工,食不果腹,困顿潦倒,尤其在冬天,在寒风扑面的夜间,游荡在街头,无家可归。仰望稀疏的星空、苍凉的明月,等待黎明的到来。这样的心情充满了凄苦,却也饱含着不屈的向往。如同他自己在作品《名剑风流》中描写的一个人物:
  人生的痛苦,他却已尝得大多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活着,我还年轻,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我可以去的地方。
  在极度的痛苦中,希望更显得诱人、美丽,她会使坚强的人更加坚强,更加勇往直前。少年的古龙,在一无所有,一无所靠中,已表现出了后来洋溢在他作品中的那种昂扬的人生情怀:永远不绝望,永远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在朋友的帮助下,古龙在台北浦城街找到了一处小小的落脚之地,算作是自己的“家”。他一边拼命打工,一边又含辛茹苦地念书,居然以一个流浪少年的身份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古龙读书的成绩还算不错,并不因打工而有所影响,可见他天赋之高。他读的大学是淡江大学,专业为英文。就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欧美小说。他对于文学的兴趣完全萌发,不仅读而且写,成为地道的“文学青年”。
  不幸的生活经历,落寞的精神状态,总是使一个年轻人倾向于文学的天地。因为在那一片天地里,充满了悲伤也充满了爱,还有同情和美梦,那一一片天地可以遮挡住现世的恶浊与惨痛。几乎所有的“文学青年”对于“为什么喜欢文学”这一问题,都可能回答:因为孤独。
  稿费制度是19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出版业的商业化使作家的写作也沾染上浓厚的商业色彩。稿费的诱惑可能摧毁文艺写作的美学品质,也可能促使文艺写作的蓬勃兴旺。此中利弊几乎非语言所能讲清。
  与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古龙在亲手尝试了写作的甘苦并得到发表后,便明白了一个道理:写作不仅可以抒发胸中郁结,还可以赚到金钱。
  他的第一篇作品叫作《从北国到南国》,带着忧伤的,抒情调子的中篇小说,发表在1956年的《晨光》杂志上。
  他还写了大量的诗与散文,但渐渐地,写得更多的是小说。
  因为写小说似乎更能解决生活上的需要。
  他迷恋于写作。迷恋是一种疯狂,完全不顾及现实的条件。迷恋音乐。美术、文学的人,大抵被一般人视作愚狂,固为迷恋这些“玩艺儿”的后果常常只是:穷困。
  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愿意在政府或教育界谋一份稳定的差事,养家糊口。古龙开始时大概也有过这样最正常的想法,也一度在台北美军顾问团混得了翻译这样的职务。如果他埋头做下去,也许不会飞黄腾达,但至少不会为生活发愁。
  但对于文学的迷恋,使古龙做着这样的好梦:幽静的小茅屋,竹林,小溪,阳光灿烂,在窗前或树下、溪旁读书写文章。他喜欢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创造文字时的那种无限快乐,因而,出乎常人的意料,他辞去了工作,在偏僻安静的瑞芳镇租了间房子,过起了自由写作人的生活。有一段时间,他过得清淡而充实。每个月都有自己的文字被印成铅字,每个月他都可以到台北市去领取稿费。钱虽不多,却也足以招待那帮狐朋狗友,大家相聚陋室,酒兴飞扬,颇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
  欢乐苦短。以纯文艺作品谋生,用俗语“有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最为恰当。在瑞芳镇的隐居生活中,古龙渐渐地感到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关键是钱,如果没有钱,哪有什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现代文明蔓延全球,又有哪一方桃花源能供人摆脱一切的羁绊?在文明的社会网络中,人无处可逃,他(她)只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赢得一块立足之地。
  人类的青春情怀必然是文学的,恰如人们常说的:每个年轻人都是诗。当心灵未被污染的时刻,怀抱的只是对于美,对于善,对于真的无限渴望与追寻。生命可以牺牲,理想无法混灭,这是青春的诗情。
  然而,日常生活的脚步日益迫近,生存问题的严峻往往会将曾有的五彩幻梦击得粉碎。活下去,是唯一的愿望。
  所以,人们逐渐变得循规蹈矩,步步为营,走进了一座由经验、常识、掩饰,以及不加拷问的接受所构成的监牢。人们在求生的过程中渐渐地放弃了许多美丽的东西。
  作为一名文学青年,作为一名将自己的悲哀与憧憬寄托其中的文学写作者,当古龙接受出版社的建议,转向武侠小说时,他内心是有隐痛的。正如他自己所说:
  因为一个破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不会留下来的,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预支稿费。……为等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我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
  《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
  这种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与“为稻粱谋”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古龙的写作。但不管怎样,1960年左右他转向武侠小说写作时,实际上已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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