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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香港的第一步(1)


  在这次对谈中,金庸和池田各以《明报》及《圣教新闻》的办报理念,从宏观角度讨论了言论的职责与勇气,又畅论了师徒之道及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寄望。 池田:听说先生您是在1948年从大陆来到香港的。 金庸: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

  池田: 我曾去过杭州一次, 那是在我第二次访华时的1974年去的,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盛贺杭州是“东方的威尼斯”,是美丽的水都。

  金庸:因为有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考国际新闻的电讯翻译员时,我去投考,成绩相当不错而得到录取。《大公报》于1948年在香港复刊,我被派来香港。

  池田:我曾听过先生您初入香港时的一个小插曲——您满怀高兴登上由上海飞香港的飞机之后,途中才记起自己身上竟然一分钱港币也没带,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邻座的香港《国民日报》社社长潘公弼先生见您的样子有点异祥,忙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您如实相告,潘先生立即借给您十块港市,才可以在抵港后能搭船过海,到报社去报到……(笑)这是令人会心一笑的小插曲,可说是与先生富有戏剧性经历的揭幕相配称的插曲吧。踏足香港,最初的印象如何了?

  金庸:初到香港最鲜明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想不到在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凡达五十年,大半个人生都在这里度过。我在香港结婚、生儿育女、撰写小说、创办报纸,家庭和事业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和我曾久居过的上海相比较,那时的香港在经济上、生活上、文化上都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调不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有些类似内地的中型城市。不过这种情形很快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兴旺而转变。

  池田:我也十分喜欢香港人,在香港,时时有一种“温暖的人情”的感觉。您曾以“香港无宝,自由即宝!”来撰写《明报》的社评,文中指出:“我们之所以喜欢住在香港,就因为这里无疑是自由的地方。”您从小就热爱“自由”,具有对权力与权威的反叛精神,所以自由之港的香港,正与您作为“自由人”这种气质十分合适吧!


    明报的创刊和编辑理念

  池田:金庸先生所亲手创刊的《明报》,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已经成为 “言论的重镇” 而闻名遗迩。1959年5月,《明报》以只有四名员工而开始踏上征途,当时有人就认为,经营不可能顺利,甚至有人认为“办不了多久吧!”“一一两年内-一定倒闭啦!”等等。上回谈话时,我曾说及我曾在恩师所办的出版社工作,后又有与恩师-齐创办《圣教新闻》的经验。竞争激烈的新闻出版业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事业啊!况且,您一身二任地善处业务匀编辑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个中辛劳应有深刻的体会吧!

  金庸:贵会的《圣教新闻》创办于1951年,比《明报》早了八年,但贵报如今已成为贵国的第三大报,每日的发行量以数百万份计。《明报》和贵报相比,销数是小巫见大巫了,即使再过八年,也决计追不上。(笑)不过两家报纸都是从零开始,经过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而逐步发展。香港人口过去三四十年间从二百多万人增到五百多万人,《明报》的销数通常也只是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池田:这是对我们的鼓励,铭感不尽!我的恩师谈判《圣教新闻》时常常说: “愿能在日本人中流传”。而我将心比心,今天更下定决心“要在全世界的人中流传’,您的这番话正给我们希望努力办好报纸这一目标以极大的鼓励。

  金庸:我们两家报纸的信念倒十分接近。户田先生强调报纸的言论必须“有信用”,我非常同意,《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 “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 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

  池田:我的恩师确实十分强调“言而有信”,这就与您上述的《明报》的编辑理念相通,可谓“殊途同归”。《圣教新闻》与《明报》是风格个向的机关报,我认为这份报纸与其被视为一份宗教团体的机关报。不如把它置于“人的组织”的机关报这一位置上。此前,我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曼庐轩(Y,Menuhin)先生作过对谈(l992年4月) 。他曾问我:“作为佛教的不出家成员的团体的创价学会,至今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其秘诀是什么?”我大致向他解释道:当然要严守教义, “无论身处何处也以‘人’为中心”。不是“为宗教的宗教”,而是要推进“为人的宗教”的运动! 我曾说过, 以信仰为根本来扩入开放“人本上义” 的 网络,换言之,就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立统一吧!《圣教新闻》是“人的机关报”就是这个意思了。先生对《明报》制汀的“报训”是什么呢?金庸:我特别提出两句中国古代的名言成为报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报刊中可以容纳各种各样不同意见,编辑部不齐偏见,不排斥不同意的观点,同时报纸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不利用报纸来谋取自身不正当、不合理的利益,报纸必须永远光明磊落,为大多数读者(中国人、香港人)的利益服务。

  池田:“永远光明磊落,不谋私利。”这是言易行难的言论的王道,您的话语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这种王道,也反映出一种“言论重镇”的呼喊!我也曾对《圣教新闻》的记者、特派员提出这样的希望——对于所有的读者,在他们喜悦时要表明共同欢乐之感,悲哀时要予以激励的勇气,如果他们思想迟钝时要给以智慧的帮助,然后提供新知识,一旦越轨时给予指示(正确之位线),如果混乱时就帮助理出头绪来,困弱时要施以援手,头脑发热时要使之冷静,对那些不闻不问的人慢慢地予以开导——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临机应变,(佛法中有)对机说法,意即纵横无尽的活跃。不仅是对创价学会的会员负责,而是要对所有的读者担起“作为言论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平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难,永远永远要与他们在一起——这个信念至今未变。您作为言论界的勇者,长年以笔为生,《明报》最值得肯定的是哪一方面,请也向大家谈谈。
  

    与权势战斗是言论者的使命与责任

  金庸:《明报》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我们都坚持固定的主张。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和苏联及印度发生争执,甚至兵戎相见,《明报》支持中国的立场;我们又反对大跃进,反对强迫人民作过分的体力劳动。六十年代中期,中共当局试制原子弹,《明报》强烈反对,以致受到左翼报纸的猛烈围攻;六十年代后期及七十年代,中共进行“文化大革命”,《明报》反对毛泽东、林彪和 “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反对极左派在香港搞动乱,受到暗杀和炸弹对付的威胁,我们主张保护中国文化,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合理路线。

  池田:都是难以磨灭的“笔之斗争”的记录啊!

  金庸:七十年代后期,《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个人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接见;八十年代,《明报》赞成香港回归中国,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我个人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池田: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反对的就反对。听完先生的这一席话,使我终于明白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一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那就是先生您以“是否符合民众的利益”作为您发表言论的基础而贯彻始终。关于“文化大革命”,还在其真相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您就一语道破:“这是权力斗争!”早就揭穿了其本质。您这种慧眼独识也就是一向与“民众站在一起”才可能具有的禀质,离开“民众”这块“大地”,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也只是空洞的理论,毫无实际的价值。唯有“民众的利益”才是各种判断的基准,那才能洞明世事。

  金庸: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

  池田:对于那些为了坚持信念而惨遭迫害、面对压迫而大无畏斗争的人,我向来十分敬重。有了迫害,方显出“正义”的存在,没有受过迫害的人易于妥协,也容易上当受骗。现在,像金庸先生这样的“言论斗士”可以在哪里找得到?更遑论日本了。何谓“言论的自由”呢?您在《明报》社评中曾指出:“所谓‘言论的自由’,即人民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政府不能对此横加干涉或予以惩罚。” 亦即从权势的压迫下保护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这就是它的本义。与权势斗争的是言论者,保卫权势斗争的民众是言论者的根本使命。同时,先生在谈到言论者时又作出这样的劝诫: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论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约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权利时,不能妨碍旁人的自由。传播媒价不得侮辱、诽谤、造谣、歪曲事实。因为:损害旁人的权益或人身的尊严。我想这些论点可称得上是所有言论界不灭的“指针”。

  金庸:是,我一直都抱有这个信念。池田:十七世纪中国文人顾炎武曾说过: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已,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集释》 卷十九) 言论对社会负有重大的责任,相对来说就需自觉,既然身为“言论者”,胸中就必须具有在社会上创造“善的价值”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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