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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邓小平的会见(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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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和池田大作对邓小平的逝世都提出自己的看法,随之忆述战争年代,回顾年轻时的岁月与志愿,以至日后的种种发展。 池田:跟金庸先生进行第四次对谈的四日后(1997年2月19日)建设中国重大发展基础的邓小平先生突然逝世了,享年九十三岁。早前听闻他近年来身体不很好,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不过九十几岁的老人家,年寿终究会有时而尽。我也很理解中国人民此刻都很伤心悲哀。 金庸:被誉为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离我们而去,那确是无比重大的损失。幸好整个完善的方案已设计完成,适当而能干的营造师、工程人才也都已选定,主要工程已顺利进行了一段时其,以后继续根据方案施工就是了。施工者千万不可混乱,自相争吵,任意改动方案和蓝图,只要稳定工作,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进行,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这个伟大的工程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设计及建造起来的,以前,一般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进展顺利,前途乐观。相信这就是邓先生的伟大之处。 池田: 我曾跟邓小平先生见过两次面(1974年12月、1975年4月),我不能忘记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邓先生谈及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他说:“中日之间有二千年以上的交流历史,不愉快的期间只有接近一百年。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的不单只是中国人民,也包括了日本人民。”他不是以“中国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本位来看待问题,而是本着不管任何国家,也站在该国人民一边的人民立场这份中国的睿智来看事情,真令我叹赏不已。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最后演说中呼吁“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被压迫的民族那一边!”我相信周、邓两位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和邓先生第二次见面中,交换了有关日中友好条约的意见。那时候,邓先生直率地说:“中日两国不单只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在任何地方也不该要求霸权。”换言之,大力要求加进“反对霸权条款”是中国的立场。在那数年之前,我在《人间革命》一书中曾主张:“日本应该与以中国为首的地球上所有国家缔结和平友好的条约。”两国人民都期待的友好条约的缔结,在我跟邓先生对话后的第三年才达成。 金庸先生第一次跟邓小平先生见面是1981年7 月的事吧。 金庸:对。是1981年7月18日,我记得曾就中国经济建设的展望、“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 池田:尤其是;邓先生曾问:“新闻界对我们中国的领导人有什么意见呢?” 金庸先生直率地向他说:“希望中国目前的政策能长期维持,不要改变。”相信这是发自担心“香港未来”的发言吧!所在地为了消除大家对将来的不安才说:“不轻易改变政策。”是为了民众的将来,先生才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先生也回说: “确是这样。”文豪与大政治家迸发火花的对话,正是一幅名画般的场面。金庸先生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关于《基本法》的制定,邓小平先生也给了不少的指示吧? 邓小平十分重视《基本法》 金庸:我说“希望中国目前的政策能长期维持,不要改变”,主要是指中国当时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言,而不仅是指香港政策。邓先生对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十分重视。我们《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们第一次到北京开会,邓先生就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接见全体委员,并和大家共同照了相。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等原则,就是邓先生设计和制定的,这原则具体地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之中,我们又根据这些原则而制定《基本法》。可以说,香港即将实施的《基本法》,是邓上平先生一手亲自制定的,我们这些起草委员,只不过将之写成法律条文,再加上一些具本内容和实施细则等等补充条款而已。 池田:可以说,香港《基本法》这座大楼也是建于邓小平亲手巩固的基础上的!然而刚才谈到《中英联合声明》,两国间的谈判虽然花费颇多时间,但邓先生所提出的原则,意外地被英国全盘接受了。 金庸: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谈判的确为期颇长,但所花的时间,主要是用在斟酌文章的字句、字眼等等方面。中国提出这样合情合理、顾全大局的各种原则,英国人听了不禁喜出望外,意想不到对方的提议居然比自己可能期望的还要好得多。 香港会像解放初的上海吗 池田:英方最初是怎样想的呢? 金庸:他们想像,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接管香港之后, 当然会像对上海、天津、广州那样的治理,从北京派来“港督”和全部政府官司吏,将香港的在小企业都收归国有,由政府管理,废除原有的全部英国法律,改采中国法律。法院、法官、律师等等司法制度全部改为中国式。宣布港币无效,改用人民币。英国人投资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银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国泰航空公司等,都归中国国家所有及经营,市场经济变成计划经济,居民的言论自由、出入境自由等都将受到限制。哪知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后,在香港继续实施资本主义制度,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居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同时由本地居民自行选举而产生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即使交由英国去提议,英国也决计不敢提出这样高的要求。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主要的谈判别是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中国提议这些原则列入《中英联合声明》,并不是中英双方谈判的结果,只不过将中国政府的政策非常明确地列入一项国际条约之中,好使香港人放心,也使全世界人士对香港的将来怀有信心。 池田:我明白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对于香港的将来也花过很大的气力。 如果没有邓小平 金庸:对。若要评价邓先生对香港作过怎样的贡献,带给香港怎样的幸福的话,我们不是可以这样想吗?如果中国没有邓小平,没有他对香港的前途提出这许多设计,没有他以个人的威望、魄力和见识来加以充分推行,以至实现,那么到七月一日以后,香港将是怎么一个样子,完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实上,不用等到1997 年7月1日,在此之前的几年,香港早就已经乱成一团糟,已不量个可以正常运作、平安居住的国际性大都市了。 池田:从这个意义来说,邓小平先生是如何期待香港回归这“一天”呢?他曾经希望“九七之后能到香港看看”,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刚才就香港与邓先生的关系已向您请教过了。 我想就近看来 中国发展中邓先生的存在与角色,再向您请教,您的看法如何? 金庸: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肯定不会如今天这样富强。1989年6月,在“六四”事件之后不久,我曾在《明报》上写过一篇社评:题目是《大家斗命长,仍盼邓能赢》。主要的意思是说,中共党内,仍有不少思想保守的当权人士,不赞成改革开放。只要邓先生坚持改革开放,就能把中国带上一条光明的大路。反对这条路线的人,年纪都很大了,只要邓先生身体健康,头脑清楚,反对派就不能为害国家。所以我热切盼望邓先生健康长寿,比反对派的老人们活得更久。中国古语形容一位重要人物说他:“一身系天下安危。”当时所说的天下,其实就是中国。(我看日本在战国时代也是这样,当时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口中所谓“天下” 如何,就是说日本全国如何。)邓先生在过去二十年中,真是“一身系天下安危”。 1978年之后,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全体中国人都会不幸得多。 池田:这是世界各地人们都想知道的事,关于“邓小平之一的中国”,中国怎么办?香港怎么办? 金庸: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曾譬喻他是一位“大旗手”,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带领中国前进。听说他不喜允这个譬喻,说:“江青才自称大旗手。我不做大旗手。”我想,“大旗手”摇旗呐喊,带领人马列冲锋陷阵,既不合统帅的身份,同时过于鲁莽急进,缺乏稳所稳打、战则必胜的名将风度。“总设计师”的比喻就好得多,而且更加现代化,目标在建设而非破坏。 池田:确是如此。 金庸:那是事先精密构思和计算,画出整个大建筑的内外面貌、建构式样,规定了所用材料、施工程序和计划等等。设计完成之后,自己缜密检查修改,再和在家讨论,接受多方面意见,所有缺点和这安全的因素全部除去,直于尽善尽美。设计方案既定,就交给营造者去执行,总设计师则监督和检查工程进程序和规格、标准,而主要的营造者也是总设计师亲自指定推荐的。这一条路线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池田:中国今后仍然继承这条路线的话,对香港也会有好的影响。 金庸:对。对香港的设计固然重要,但在全中国而言,这只是一个小小地区,只要中国这座大厦建造得坚固完美,香港这个小房间也一定不会太差。 池田:您曾会见邓先生,而与他作了长谈,您长期关注世界及中国、香港的政治经济局势,您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请从这些观点对邓小平先生作一个公正的评价。 金庸: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先生回日后,我再给先生写信,要翻查资料,摘录一些当年我会见邓先生的谈话记录,说明他的见识和胸襟。 (编者按:金庸写给池田的信,附于本单章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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