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明天——面对回归（1）_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香港的明天——面对回归（1）

　　1997年7月1日，正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对于这个不单只香港本身，连全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日子”，究竟“香港的明天”该如何预测？

　　池田：所谓“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能与善于思想交流而求同存异的人对谈，实在是幸福之至。我们可以这样进行对话，或是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使我想起前苏联作家爱特·马列托夫在同鄙人进行“铸就大魂之诗”对谈开始之际，曾说过这样的话：……不知道当从何谈起，更正确地说，这种对话不是刚刚开始，而是继续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我们对话之前，也即是在我们相识之前，这种对话其实已经开始了。这同我们相见之前也一样，如此相同的意义——以佛教的语言来说，正是“宿世之缘。”

　　金庸：我亦有同感，很多相识我俩之人都说，我们二人相貌十分相似，如说 “我们俩是兄弟”，恐怕很多人都会相信吧！（笑）

　　池田：我十分喜欢世界各国的文学，年轻的时候曾立志当作家。所以能同金庸先生您进行对话，我感到分外的高兴。何况，在香港即将回归中国的历史性时刻，我能与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的声名的先生您对谈，真是深感荣幸啊！此外，在我们计划要进行这个对谈的同时，日本出版界也在去年秋天开始进行《金庸武侠小说集》的翻译和出版的工作。在中文世界极享盛誉的大作，日本的文学界却曾经不闻不问或毫无所知，以至时至今日仍缺乏金庸先生笔下斑谰多姿态的文学世界，不能不令人遗憾。因而，这个翻译工程令人大喜过望。

　　金庸：非常感谢，过奖，过奖。所谓香港“良知的灯塔”称呼殊不敢当。我那些小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暂时没有拙作的日译事属寻常，但也略觉遗憾。因而，对于此次的译事当然感到十分欣喜。我很久以前已经拜读过池田先生与汤恩比博士的对谈集《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当时深受感动。今次有机会与先生您对谈，对我而言乃是荣幸之至！池田：岂敢，岂敢。其时，汤恩比博士曾对我说过：要开拓人类的道路，就只有对话了。你还年轻，希望你今后继续跟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话。这是他给予我的遗言。苏格拉底也是位重视“对话”的名人。其弟子柏拉图也将与师傅的对话写成“对话篇”。我们信奉的日莲大圣人，他也留下了对话形式的著作。如果是些深奥难解的论文，人们不会想去读它，它只会变成孤芳自赏。从这点看来，对话形式是较易读和有普及性的。而且，留下的“精神性的对话”是永远的。我与汤恩比博士对谈时，刚好报章正大大地报道某国的首脑阶层会谈的记事。汤恩比博士严肃地跟我说，那此政治层而后说话只不过是短暂的东西，而我们二人真实的对话，才是能留于后世之物。金庸：池田先生一直以来都在跟世界著名人士对话。而我所尊重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也是其中一人。还有，中国已故的敦煌研究家常书鸿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与艺术家。继这些人之后，我能与池田先生对话，实在幸甚。

　　池田：真是愧不敢当。其实是我应向金庸先生学习才对呀！

　　金庸：先生您说“对话很重要”，我也深有同感。中国的孔子留给后世的《论语》，就是他的弟子们以对话形式写成的。

　　池田：正如您所说的。

　　金庸：池田先生与我都是佛学研究者，其这释尊也是以对话的形式而留下佛法的教导。佛典里有“如是我闻”，就是弟子将释尊的说话记下来的。《法华经》里也记述了释尊在什么地方，跟谁说了什么的法。可以说是一本“对话的记录”。

　　池田：先生的博学多才我早有所闻，在此再次深表敬意。

　　金庸：我虽然跟过去与会长对谈过的世界知名人士不是同一个水平，但我高兴尽我的所能与会长对话。我和池田先生是属于同代人（按：金庸先生生于1924年，池田先生生于1928年），我比池田先生虚长四岁。“虚长”是中国人礼貌性的传统说法，表示年纪虽然大了四岁，然而并没有在这多增的四年中有什么进益和成就，等于是白活了岁月，所以是“虚”的。我们中国江南人的土话，则是说“年纪活在狗身上了”。

　　池田：您太过谦虚了。因而使我深感金庸先生的“大人之风”。您高寿七十二，七十之华诞，日本亦称为“古稀”（“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值得额手祝贺的。在您的七十二年的人生中，确实留下了“古来稀”的脚印。“有中国人之处，必有金庸之作”，先生享有如此盛誉，足见您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学的巨匠，是处于亚洲巅峰的文豪。而且您又是世界的“繁荣与和平之港”的香港舆论界的旗和，正是名副其实的“笔的战士”。您在去年的创价大学的演讲中（1996年4月），分析人世的价值，曾援引《春秋·左传》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谓三不朽。”进而，您又论述了：“（人）能树立崇高的道德规范，成为普遍的榜样，以至改进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那是不朽的精神的价值。”只有先生您所构建过的众多精神之价值才真正是属于“不朽”的。

　　金庸：我钦仰池田先生，不仅是因为您在许多著作中发表了精到的见解，对世界和平孜孜不懈的努力，不仅因为您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精神大团体的领补袖，更因为您对真理的勇气，不屈于人多势众的怀有偏见的舆论势力。我写的小说，主角总是一位或几位英雄，而英雄的主要品质是勇气，不但是肉体上的勇气，更重要的是 “道德的勇气”。先生也具有这样勇气。池田：谢谢先生对我的激励之言。至今为止，我和二十位以上的有识之士进行过谈，但其中是文学家的却不多。所以能跟金庸先生对谈，我感到分外的高兴。在经常与西方的文化人对谈之余，我想与金庸先生的对话，将会成为一种更巨大的历史吧。在闲谈中发挥创见，悠然乐而不疲。今后还会有多次的对谈，只有先生的身体安康才会有充满青春活力的对谈，这也是为了香港，为了中国和为了世界。

　　金庸：二十年后依然不变，希望这样的对话能继续下去而我坚信，二十年后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变得更为美好。

　　池田：遵命，遵命。我们就以此为约。而且，让我们为了培育这棵世间之宝的 “友情之树”长得更茂盛而努力吧。
　
　　　香港明天会更好

　　池田：1997年7月1日，这个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正快步向我们走来。不仅仅是香港的各位朋友关注这个日子的到来，这也是全世界为之瞩目的“历史之日”。

　　金庸：我亦与先生同感。

　　池田：对中国充满着元限热爱的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中国之于世界，已经从世界的东半球扩展到全世界了。”他对于中国，不仅期待她肩负着不单止亚洲。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未来的使命，这个期待又是多么的深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着很大的机遇，其中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就是临时香港。也可以说，正如同身体中的心脏部分，而亚洲的心脏就是香港。香港的将来，不但关系到亚洲，而且关系到 “世界的将来”因此，其所引起的关注特别大。确实，有一部分人抱着香港归还中国之后将会出现混乱的预设想法。但是，我自己从前曾数度访港，对香港有耳濡目染的实际观察，我认为香港人具有无穷的旺盛活力。

　　金庸：池田先生对香港怀有极大的善意和关怀，令人感动。这种好意，在您于 1988年写于香港半岛酒店的一首诗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其中一节是：

　　我的思念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曾离开过香港因为我一直坚信这里正是亚洲幸福的光源是世界和平的港口怀着重要使命的天地。池田：不敢当，先生过誉了。在不幸的命运的去配下，尽管经历了时代的惊涛骇浪，在这样的艰难的旅途中，香港却创造了“奇迹”。在这个“繁荣之港”的热气腾腾之中，认置身其中，也会为之发出惊叹。“百闻不如一见”，只要去看看铜锣湾那热闹的盛况、摩肩接踵的旺角街市，就可明白此言不虚。具有在逆境中反败为胜的勇气，对于任何困难都能灵七地对付，使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得以发挥的智慧。可以说，踏实地的“人的活力”，这就是香港之宝。只要不失此宝，香港就得以无限的发展和成长，那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事发生，香港人都会积极地面向未来，面对着自己已知和未知的处境，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出来，以对付各种挑战吧！我对香港人明天会更好充满着信心。香港人对于“香港的明天”抱有什么预见呢？请先生指教。

　　金庸：正如池田先生提到：日本传媒散播一种论调，认为香港回归中国后人心不安，将引起混乱。池田先生对此不以为然，您对香港人明天会更好充满了信心，我也来谈谈对“香港的明天”的看法。

　　池田：请赐教。

　　金庸：未来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无论如可应以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任何预测总不免是假设与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准确。我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这件事将来一定如何如何，绝对不可能有同的发展。

　　池田：正因为先生您是这样的一位言论大家，才有此洞见。

　　金庸：谢谢您的鼓励，幸运得很，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业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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