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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暂且撇开正题不谈。有一回，快到圣诞节了，他到我们家来住一天，以便给纽约的《太阳报》完成一篇短篇小说，题为《忠实的花丛》（《欣慰的花丛》——原编者注）——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篇小说至少可得一百五十块钱，不过达纳先生说过，如果文章能及早写好，赶得上圣诞节刊登，便可以得二百五十块钱。哈特已经写了一半，不过时限太紧迫，再也打断不得了，所以到我们这里来，以便躲开他那些不断来讨债的债主。 　　他是在快吃晚饭的时候到的。他说，时间短促，非得晚饭后立即动手不可。然后一边吃晚饭，一边安详地闲聊。后来又在书房间火炉边闲聊，一直聊到晚上十点钟。克列门斯夫人睡觉去了，我那份温过的威士忌混和饮料已经送来了，给哈特也送来了一份。又继续闲聊下去。我只喝了一份热威士忌，喝到十一点钟。可是哈特喝啊喝啊，不停地喝，一直喝到凌晨一点钟。然后我告辞了，道了晚安。他问能不能再送一瓶威士忌到他房间去。我们把乔治叫来，他把威士忌送去了。我当时认为，他喝了不少威士忌，干不成活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而且，并没有什么现象表明他喝的威士忌已经叫他脑袋迟钝起来。 　　他到了他的屋子里去，干了个通宵，一边喝喝威士忌，一边烤烤用木柴烧得很旺的炉火。清晨五、六点钟，他把乔治叫了去。他的瓶子空了，他又要了一瓶。从那时候到九点钟，把新添的一夸脱喝了，然后来吃早饭，可是并没有喝醉，甚至连一点醉意都没有，而是很清醒，很机敏，很有生气。小说写完了，在规定的时间以内完成的，那额外的一百块钱到手了。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小说是个什么样子。一个钟点以后，我就可以弄清楚。 　　到十点钟，姑娘们的俱乐部——叫做星期六早晨俱乐部——到我们的书房里来集合。预定要由我来给小姐们讲一讲，不过我请哈特代劳，请他读一读他的小说。他开始读了起来。不过很快就清楚了，他跟很多人一样——他不懂得怎样读。因此我就从他那里接过来，由我自己来读。小说的后半部是在上面所说的不利条件下写的。这是一篇我从未见印刷品上提到过的小说。我想它不大著名，不过我确信，它是哈特作品中最好的作品之一。 　　回过头来再说那次到我们家里来的事吧。第二天早上，我们走进弹子房，开始写那个剧本（《啊，星》——原编者注）。我给我的人物起了名字，对他们进行了描述。哈特做他自己的那部分。然后他开始写剧情概要，一幕一幕地写，一场一场地写。他写得很快，似乎没有什么犹豫不决的样子。他一两个钟头完成的东西，我得苦干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得了，而且完成以后，又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可是哈特的工作做得好，作品还能用，对我来说，这真是一场奇妙的表演。 　　然后配台词的工作开始了。哈特很快地安上了对话，除了轮到我的角色该说点什么之外，我没有什么事做。这时候，哈特便把该说的话应有什么特点告诉了我。我提供台词，他就写下来。就照这个样子，我们干了两个星期，每天进行两三小时或者四小时，写出了一个好的、准备上演的喜剧。他写的那部分是最好的一部分，不过评论家们才不管哩。剧本上演时，他们赞扬我写的那部分，溢美之词过多，用心不无可疑，而对于哈特的那部分则肆意谩骂。这个戏就这样葬送掉了。 　　在这两周中间，在我们家里，不论早餐、中饭、晚饭或者在弹子房里——那是我们的工厂所在——哈特对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尽情嘲笑，仿佛说得漂亮，说得聪明，好让他自己开开心。为了克列门斯夫人的缘故，我一直忍住了，直到最后那一天。那一天在弹子房里，他表演了最后一出，话是针对克列门斯夫人的，说得闪烁其词而带有嘲讽的意味。他不承认是针对她说的。当时我如果心情好的话，也可能接受下这个声明的。不过我心情不好，我情绪太激动了，不可能大大方方地听取他的辩解。我主要说了下面这些话： 　　“哈特，你的妻子确实漂亮、可爱、美丽。我说她可以跟克列门斯夫人相媲美，就是对她最高的赞美——不过，凭你对待她的种种情形来说，你委实是个卑鄙的丈夫，你一讲到她总是嘲笑挖苦，更不要说蔑视了。你对别的妇女，也总是这个样子。不过，你爱怎么说总有个限度，克列门斯夫人我可不许你胡说。你根本没有资格看不起这里的一切。你睡在这里是不用付钱的，可是你总是对什么都挖苦，说俏皮话，其实在这些事上，你还是留些余地的好。你要知道，十年来，你自己连张床铺都没有。你对我们卧室里的陈设、桌子上的摆设，对用人、对车子、对雪橇、对车夫的服饰——总之，对这屋子里的一切一切及其主人，都竭尽挖苦之能事。你为了表现一下机智，对什么都不屑一顾。不过这对你不合适吧。以你的境况，你根本没有资格发什么议论。你有你的才能，你的声望，要不是生来是个懒虫，是个游民，本来足以维持你一家，搞得体体面面的。可你是个懒骨头，无业游民，穿得破破烂烂的，除了你那条血红的领带以外，穿得一点也不整齐。再说，这些还是没有付钱的。你的收入，十成里有九成是借来的钱——实际上是偷来的，因为你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偿还人家。你在你做了寡妇的勤劳的姐姐开的公寓里吃住，当个寄生虫，后来你连在那里附近露露面都不敢，因为债主们在等着你。你过去住在哪里啊？谁都不知道。你自己家里的人不知道。我可知道。你在泽西的森林、沼泽地带，跟别的游民一样鬼混，这你自己也承认，一点儿也不害臊。你对这间屋子里的什么东西都看不顺眼，其实你该厚道一些，要知道这里每一样都是规规矩矩买来的，是付了钱的。” 　　当时哈特欠了我一千五百块钱。后来欠我三千块钱。他给我一张借据，可我不开博物馆，我没有收下来。 　　像哈特那样对契约、合同根本不放在心上，可说是少有的。明明面前摆着一张没有履约的合同，他可以照样兴高采烈的，甚至可以拿来当做笑话讲。要是说他曾经为此烦恼的话，可惜谁也没有见到过。他订了合同，要给我在哈特福德的出版商布利斯写本《大天使加布理埃尔·康罗伊》，准备按照订购的办法出版。一轮到要履行合同，布利斯就发愁了。宝贵的时间给白白地浪费掉了。布利斯从哈特那里听到的诺言倒不少，可就是见不到稿子——至少在哈特身上还有钱或者借得到钱的时候是见不到稿子的。他不会碰一碰笔杆子，除非饿狼已经咬住了他的后腿。这时候，他就会猛地干它两三天，交给布利斯，以便预支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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