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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贝阿德·泰勒正在前往柏林途中，他是我们的新任驻德公使。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天真的人，像有史以来担任特命全权公使这个显要官职的人一样心情快乐。他是个诗人，写过很多诗，他的《浮士德》英译本是歌德的《浮士德》英译本中最好的一个。不过，他所写的诗，除了两首写得非常好以外，如今全都给忘掉了。一首是写苏格兰士兵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壕里唱着《安妮·劳里》的；另一首是一位阿拉伯人对他的情人唱的极为动人的情歌。至今还没有人收集他零星的作品，弄个纪念馆。他要是还活着的话，他是很高兴人们这么做的。 　　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晚，我们在甲板上散步。他说，他在小孩的时候，曾在一次竞赛中，把一码长的纸上一些他学过的离奇古怪而毫不相关的单字，只读了两遍便能背得一字不错，轻易地夺得了胜利，因为别的孩子学了一个钟头以后，背起来谁也不能不出错误。这一回，他又从记忆深处回忆起这一长串单字来。泰勒说，从那一回以来，他从没有想起过这张单子了。不过他相信，只要在心底深处挖掘半个钟点，他准能背得出来。我们在甲板上默默地走了半小时，然后他从第一个字开始背。从这里顺顺当当地背下去，一刻也没有停顿，并且据他说，一点也没有背错。 　　他随身带了个黑人男仆。这个人上船时穿着很时髦，看起来像条彩虹一般。后来却不见了，我们有十天或十二天见不到他的影子。后来只见他走上甲板来，一副垂头丧气、低声下气的样子，仿佛温室外或者温室内一朵枯萎了的花朵一般。很快，秘密揭晓了。原来他上船的第一天，海洋便把他身体的机能搞乱了。他便到船上的医生那里要了一服泻药。医生给他十四颗大药丸，用德语告诉他，每三小时服一颗到治愈为止。但是他不懂德语，一次把十四颗全服了，结果便发生了上面所说的情况。 　　【第五十九章】 　　在早年，我很喜欢布雷特·哈特，别的人也跟我一样，可是不久我结束了这样的友情，别的人也跟我一样。他保不住朋友。他不好，太不好了。他没有感情，没有良心。他的夫人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好朋友，可是他到欧洲去做领事的时候，却把她和他的小孩给扔在家里，从此没有回过家，一直到二十六年后他死的时候为止。 　　他不可救药地喜欢向人借钱，他向所有的朋友借钱。要是他偿还过借款的话，那就可惜是历史没有记载下来。他可以随时给人家一张借据，可是事情便到此为止了。我们在一八七八年四月十日搭船前往欧洲。在前一天晚上，人家举行宴会欢送贝阿德·泰勒，他要搭同一艘轮船去担任我国的驻德国公使。在这个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先生，跟他结识是叫人很高兴的事，我们便成了朋友，谈了起来。他开始谈起布雷特·哈特，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显得对他颇有怨言。他对哈特的作品是那么推崇，因此很想对哈特这个人有所了解。 　　一熟悉便要借钱。这个人很富，便借得很爽快。哈特总是给人家借据，而且是他自己主动要这么做，因为人家并没有要他非如此不可。哈特在东部待了八年之久，其中有些年头也曾借了些钱，合起来总数达三千块之多。那个人跟我说，哈特的借据叫他很苦恼，因为他认为，哈特一定为了这些借据感到很苦恼哩。 　　然后，他想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好主意。他把借据严严实实地捆了起来，在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送还了哈特，作为圣诞节礼物，还附了一个条子，说明这样做是出于兄弟般的热情，请他俯允。第二天，哈特由邮局把这包借据退了回来，附了一封信，说他这样做侮辱了人格，因而大为愤慨，正式宣布永远绝交，但是闭口不谈什么时候还钱。 　　一八七〇年，哈特得意洋洋地穿越大陆后，在罗得岛的纽波特这个贵族人家的滋生之地——可以说是种马场——住了下来。那是美国式的贵族人家，也可以说是拍卖的场所，英国贵族到这里来做交易，以换取美国姑娘和现钞。在十二个月里，他把一万块钱全花掉了，不久便离开了纽波特，还欠了屠夫、面包师傅等人的债。他住到纽约他夫人和他的小孩那里去了。我还要提一句，哈特住在纽波特和科赫塞特的时期，他经常参加时髦人物的宴会，而在这些宴会上，他是唯一不带夫人的单身男客。在我们的语言里，有些语言是粗鲁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用怎样的粗话才能恰当地形容这种行径的丈夫。 　　当哈特在纽约住了两三个月的时候，他曾到哈特福德来，在我们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他说他没有钱，没有前途。说他欠纽约的屠夫和面包师傅两百五十块钱，他们再也不给他赊账了。又说他房租还是欠着的，房东扬言要把他的小家庭赶到街上去。他来找我是要借两百五十块钱。我说，这样只能解决屠夫和面包师傅方面的问题。房东还会逼你，最好还是借五百块钱吧，他就借了这笔钱。在这次来访的其余时间里，他便对我们的房子、家具和内部的陈设等尽情嘲弄了一番。 　　豪厄尔斯昨天（写于一九〇七年二月四日——原编者注）还在说，哈特是他认识的人中最可爱的人，最机智的人。说他具有一种魅力，能叫人家一时间忘掉了他的下贱，他的卑鄙，他的不老实，甚至还几乎要宽恕他。豪厄尔斯说哈特聪明机智的话是说得对的，但是他大概从没有进一步研究一下这种聪明机智的性质。它的性质把聪明机智都糟蹋掉了。他只有小聪明，没有多方面的才能，只知道讥刺和嘲讽。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他嘲笑的时候，哈特便显不出才华来，并不比我们一般人更风趣。 　　有一次，他写了一个有关一个可爱的中国人的剧本——这个剧本，要是别人写的，肯定会成功的。不过，哈特已经跟纽约的戏剧评论界结了冤，因为他经常随随便便指责人家，从来不说新剧本的好话，除非事前给他塞了钱。评论家们正等着他哩。他的剧本一搬上舞台，他们便兴高采烈地群起而攻之，无情地加以糟蹋，加以嘲笑。戏就失败了。哈特认为是评论家们把这个戏搞垮的。不久，他提议由他和我两人合作写一个戏，我们每人介绍几个角色，把它们写好。他到哈特福德来，在我们那里住了两个星期。他这个人，在信誉完全丧失，钱用得光光，饿狼来到门口以前，总是不肯做一点儿事。只有捱到了那个时辰，他才肯坐下来好好工作——还是指暂时性的救济到手以前——而且干得比我所见到的任何人还要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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