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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第五十二章】 　　在过去三十五年中（写于一九〇六年八月三十日——原编者注），在我从事写作的船坞里，没有一个时候不是停靠着两条以上没有完工的船只，给抛在一边晒太阳。一般说来，总有三、四艘，以目前来说，是五艘。这仿佛不是认认真真干事的样子，其实倒不是毫无目的的，而是存心如此的。只要一本书自己能够顺顺当当地写下去，我便是一个忠实的、饶有兴趣的书记员，干劲也不会衰退。可是一旦这本书试图把安排场面，设想历险事迹，进行对话等等苦差使推卸给我的脑袋，我就把它放到一边，把它忘得一乾二净。然后，我就把我那些没有完成的东西捡出来看看，看其中有没有经过两年搁置以后，又能重新活起来，让我作它的书记员的。 　　纯粹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一部书往往写到中间便肯定会叫你感到厌倦，不肯再往下写了，非得经过一阵休息，才会重新激发起精力和兴趣；非得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把已损耗的原料重新补充起来。我是在写《汤姆·索耶历险记》写到一半的时候才有此珍贵的发现的。写到手稿第四百页时，故事突然停了下来，坚绝不肯再前进一步了，一连许多天，还是不肯前进。我失望，我难过，我大为诧异，因为我很明白，故事还没有讲完，而我又不理解，为什么我竟然无法前进。理由很简单，——我的油箱干了，空了，储存的原料用光了。没有原料，故事是无法前进的，空空如也是写不出来的。 　　手稿在架子上一搁两年。有一天，我取出来，读了读我写的那最后一章。只是在这时候，我才有了这个伟大的发现，那就是，当油箱干枯的时候，就得放下来，等它重新装满。而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以及你在干别的事的时候，在你不在意的时候，上述无意之中的非常有益的思维活动仍在进行着。等到原料充足了，书便会继续前进，不费什么事，就会大功告成。 　　在这以后，每当我写一本书的时候，只要油箱干枯，我便毫无顾虑地把它搁置一边，深知两三年内不用我费什么事便会充实起来的，到那时，写完这本书便是轻而易举的了。《王子与贫儿》写到中间便罢了工，因为油箱干了。在两年中间，我碰也没有碰它。再拿《阿瑟王宫廷里的康乃狄克美国佬》为例，也搁了两年。我别的一些书，写到中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写的一个故事，叫做《究竟是什么？》，发生了两次间歇。事实上，第二次间歇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因为第二次干扰一开始，到如今已达四年。我肯定，如今油箱又满了，我又可以把这本书捡起来，把后半部写完，中间不用歇气，兴趣也不会衰退——只是我不想这么干。笔叫我厌烦。我天性懒惰，口授又使我倒了胃口。我可以相当肯定，我是再也不会碰笔杆了。因此，那本书将永远完成不了——这太可惜了，因为全书的主旨（实际上）是新鲜的，到结束处准会使读者领略到美妙的惊诧。 　　另有一本未完成的书，我也许把它叫做《破舟避难记》。书写了一半，以后也就这样了。另一本书叫做《细菌历险记——一个细菌的三千年》，写了一半，就此算了。另有一本——《神秘的陌生人》，写了一大半。我很想把它写完，一想起这一篇没有能完成，真叫我难过（作者忘掉了此篇业已写好——原编者注）。这些个油箱现在已经灌满了，这些书会自动前进、自动完成的，只要我握起笔来。可是我对笔已经厌倦了。 　　另有一篇写了一半的故事，四年前就写了三万八千字之多，然后把它毁了，生怕有一天会把它写完。哈克·芬是说故事的人，当然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有汤姆·索耶和吉姆。不过，我看这三个伙伴在这个世界上干事干得够多的了，理当永远休息了。 　　一八九三年，在鲁昂的时候，我把价值一万五千元的手稿毁了。一八九四年初，在巴黎的时候，我把价值一万元的手稿毁了——我是指按照杂志上的文章估的价。我生怕这些手稿留在手边，不然我会受到诱惑把这些给卖出去。因为我深知这些东西是达不到标准的。按照一般的情况，目前不会存在什么引诱之类的事，我也不会想到要把没有把握的东西公开出版——只是我当时正深陷于债务之中，摆脱困境的引诱非常强烈，为了赶走这样的引诱，便把手稿烧掉了。我的妻子非但没有阻挠，而且鼓励我这样做。因为她关心我的声誉胜过其他的一切。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她帮助我抵制了另一桩诱惑。这就是有人出价每年一万六千块钱，以五年为期，只要我同意人家利用我的名字作为一家幽默刊物的主编。她能帮助我抵制这场诱惑，我理应称颂她。其实这也说不上是什么诱惑，不过，要是真有什么诱惑的话，她是一准会帮我抵制的。每当我的想象力良好的时候，我倒是颇能想入非非的，不过再想入非非，也绝不会想到同意担任一家幽默刊物的主编。我不能不认为那是（对我来说）最不幸的职业了。万一我担任的话，我得兼任收尸一职（这里是通过谐音，以收到幽默的效果。“担任”为undertake，“收尸”为undertaker，意为如果“担任”幽默刊物的主编，无异于充当“收尸”的人。），才能使那个职业带来的悲凉气氛多少减轻一点。我可以兴致勃勃地主编一份严肃的杂志，可就是从来不关心什么幽默，因而也没有什么资格来主编幽默杂志或者随便发什么议论。 　　也有若干本书怎么也不肯写出来。它们年复一年，在原地不动，怎么也不肯听从劝说。倒不是因为这样一本书不值得写——而只是因为故事的恰当形式还没有主动出现。一篇故事只有一个恰当形式，要是你没有能找到这个形式，故事就讲不成。你也许尝试过十来种错误的形式，不过，每次都维持不久，便会发现自己确实没有找到恰当的形式——这样，故事总是会停下来，不肯再前进一步。写《冉·达克》这个故事时，我开头六次都开不好，每次我都把结果告诉克列门斯夫人，每次她都报之以致命的批评——一片沉默。她没有说一个字，不过她的沉默有如雷鸣。到后来，当我找到了恰当的形式时，我马上就发现这才是恰当的形式。我并且知道，她会怎么个说法。她果然说了，说得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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