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自传(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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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在上面所说的这些具体规划付诸实施以前，细心的韦伯斯特主张在真正干起来以前，先订一个合同，签好字，盖好印。这仿佛是头脑清楚的做法，虽然我自己竟然没有想到这一些——我是说这是头脑清楚的做法，因为我自己并没有想到这一些。这样，韦伯斯特找他自己的律师起草了一个合同。我当时开始非常欣赏韦伯斯特，并且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我那个慷慨大度的脾气又发作起来了。我还没有仔细思量，就想除了薪水外无偿地给他公司所获利润的十分之一。韦伯斯特立刻谢绝了——当然照例表示了感谢的意思。这就使我越发赏识他了。我自己是很清楚的，我这就是给他一份合伙的股金，在九个月之内，他就可以收入两三倍于薪水的钱，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我曾预言，《哈克贝里·芬》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对这个预言，韦伯斯特冷静地，也是明智地打了一个折扣。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据，说明我找到韦伯斯特，是找到了一颗明珠，找到了一个不会激动的人，一个不会失去理智的人，一个谨慎的人，一个不会在他不熟悉的领域内冒风险的人。我意思是说，除非在牺牲别人利益的条件之下。　　正如我说的，合同是由一位年轻律师起草的。他是纽约州的敦科克人，这个地方出了他，出了韦伯斯特，这里至今还是那样一个风气。惠特福德享有那份光荣，可以签上“亚历山大和格林公司”这样的字样。亚历山大和格林公司生意做得大，又赚钱，就是天理良心方面差点儿，不让自己受点损失——上个月发生地震就是个突出的事实证明，当时地震把三大人寿保险公司的五脏六腑都震出来了（写于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原编者注）。亚历山大和格林公司设在互济大厦。他们出钱养一批廉价的律师，共二十五人，惠特福德便是其中的一个。此人脾气好，对人亲切，而极端无知，他的愚蠢的程度，小而言之可以绕地球四周。　　第一个合同一切太平，没有发生什么事。合同把所有的义务、所有的开支、所有的负担、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我的身上，认为孩子归我负责。　　韦伯斯特和他的律师是结合得很愉快的一对。对我来说，这两个人无知的程度，加在一起，真是令人可怕到万分，就如同亲眼看到银河垮下来，一片片、一块块地穿过天空一般。遇到真正需要勇气，不论道义上的或生理上的勇气的时候，他们便不行了。在生意方面，韦伯斯特胆子小得什么险都不敢冒，除非有律师保证他不会吃官司。他老是去请教律师，以致律师简直成为一个工作人员，如同那个姑娘和征订专家一般。不过既然韦伯斯特和他对管钱都没有什么亲身的经验，他的律师费用就不算太大，虽然他也许以为费用还不少哩。　　到秋天，我和乔治·威·凯布尔出发到东部和西部朗诵旅行四个月——这是我在本国最后一次演讲旅行了。我当时下定决心，再也不愿以演讲掠夺老百姓了，除非经济困难逼得我非干不可。十一年以后，为经济困难所迫，我这才在全球各地作了演讲旅行。　　事情过去了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只为了公共慈善事业作演讲，不收费。上个月十九日，我公开地、正式地宣布离开讲台——这是我过去从没有做过的——我是在罗帕特·富尔顿纪念碑基金捐献演讲会上这么讲的。　　我这样讲，仿佛和韦伯斯特以及惠特福德的事离题相当远了，不过这没有什么。这是远距离观赏景物愈加显得迷人的一例吧。韦伯斯特经营《哈克贝里·芬》很成功，一年以后，把公司的支票五万四千五百块钱交给了我，其中包括我原来给他的资金一万五千元。　　我再一次经历了一次新生。据我看，我再生的次数比任何人都要多些，只是除了讫哩什那^①。　　①讫哩什那：印度神话，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维什努的第八化身。　　韦伯斯特有个想法，认为是他发现我，把我介绍给这个世界的，不过他对此还比较地谦和。和韦布和布利斯比起来，韦伯斯特在孵蛋时咯咯咯的唠叨声要少得多。　　【第四十六章】　　除了出我自己的书以外，我从没有想到出别人的书。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离开了这个明智的宗旨，那便是格兰特将军的值得纪念的书。一八八四年十一月第一周的一个晚上，我在奇克林大厦演讲结束之后步行回家。那是个雨天，路上见不到几个人。在两盏路灯之间的黑影里，有两个模糊的身影出了大门，走在我的前面。我听到其中一个说：“你听说吧，格兰特将军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写回忆录出版了？他今天这么说的，说的话还不少呢。” 　　我听到的便是这一些——正是这段话——依我看，我能无意中听到这段话，这是大大的运气。　　隔天早上，我出门去拜访格兰特将军。我到他书房里见了他，他正和他的儿子弗雷德·格兰特上校在一起。将军说的话主要是：“请坐下来，不用作声，等我把一个合同签好字。”——还说，这是为了他正在写的一本书。　　弗雷德·格兰特显然是在最后亲自审阅合同。他认为合同是叫人满意的。他也对他父亲这么说了。他父亲走到桌子边，拿起笔来。要是我听任他自己爱怎么做便怎么做也许要好一些，可是我没有这样。我说，“不要签。让弗雷德上校先读给我听一下。” 　　弗雷德上校读了一遍。我说，我很高兴及时赶来干预这件事。世纪公司是合同的另一方。它建议给将军版税百分之十。当然这是瞎说——不过这个建议是出于无知，倒不是由于不老实。规模宏大的世纪公司对出版杂志的事是内行的。谁也没有资格就这一行来教训他们。不过在那时候，对于征订出版图书这件事，他们是没有经验的。除了零售，他们心中大概什么经验也没有。甚至在零售方面，他们也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经验。不然的话，他们也不至于按照对待一位不知名或没有声望的作者那样的版税办法来要求格兰特将军写书了。　　我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这些条文不行，是整个儿错了，是整个儿不公正、不公道的。我说：“划掉了百分之十，改为百分之二十。最好是改为纯利的百分之七十五。” 　　将军不以为然，而且很坚决。他说，他们绝不肯出这个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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