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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除了这笔钱以外，我爸爸那一回很有见识的投资，如果有一分钱进项的话，我反正是记不得了。不，我把一个细节给忽略掉了。它为我提供了塞勒斯和一本书的背景。凭了我那半部书，我进了一万五千元钱，也许是两万元。恰好是一块钱左右一英亩。这好怪啊。我爸爸投资的时候，我还没有生，因此他不是故意偏心的。可是我是我家里唯一受惠的人。下面我有时候还会再讲到这片田地，因为在一代以上的岁月里，它曾这样、那样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每当情况显得黑暗的时候，它就浮现出来了，并伸出了塞勒斯的满怀希望之手，鼓舞我们说：“不用怕——相信我——等一等。”它鼓舞着我们在四十年中盼啊，盼啊，而最后却抛弃了我们。它抑制了我们的能力，把我们变成了专爱幻想的人——梦想家，懒汉。明年我们总会发财——不用干活。生来就穷是好事；生来就富也是好事——这些都是有益的。可是生来就穷而又有希望变富啊！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想象不到这是多大的祸害。 　　【第七章】 　　我妈妈一八九〇年十月死的时候，已经八十八岁，真是高龄。对她这样的人来说，这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因为她在四十岁时便身体虚弱，被认为患了不治之症，肯定活不久了。在我二十五岁以前那段时间里，我对她很了解，不过在这以后，我要隔好久才见到她一回，因为住的地方有好几天的路程。我并不准备专门写她，而只是谈到她；不是给她写正式的传记，而只是从中引几段事例；是对她的性格作探照灯式的一瞥，而不是对她的生平经历作系统的展示。严格说来，她并没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她有个性，而且是优美、突出而可爱的个性。 　　一个人的心灵所摄下的关于人们的千千万万张相片，结果会怎样呢？对我这个最早、最亲密的朋友，我用心灵摄下的成千上万张相片，只有早年那很清晰、轮廓最分明的一张留了下来。这是四十七年前的事，当时她已是四十岁的人了，而我是八岁（写于一八九〇年——原编者注）。她手挽着我，我们跪在我哥哥的床前，他比我长两岁，尸体躺在那里。她涕泪横流，一边还在呜咽。这种无声的哀痛也许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事，因而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连同那个情景至今还留在脑际，使得那个情景显得更强烈，更值得纪念。 　　她体型瘦小，但心地宽宏——宽宏到对每个人的痛苦和每个人的幸福都装得下。我发现她和我所认识的人之间的最大的区别，而且是明显的区别是：人家只对少数几件事有兴趣，而她则一直到死那一天，对整个世界，对世界上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兴趣。终她一生，她从不懂得什么叫做对事对人半心半意，或是划一条界线，对有些事或有些人可以漠不关心。如果一个病人，不论对什么事、什么人都怀有热烈的、永不熄灭的兴趣（只除了对他自己），并且对他来说，一刻也不肯安静，这样的病人是疾病的最大敌人，也是难以征服的病人。我可以断言，正是我妈妈的这种性格，使得她克享高龄，几乎活到九十岁。 　　她对人以及对动物的兴趣是热烈、亲热而善意的。她总有理由原谅人家，总有理由爱人家，即使是其中最凶恶的，即使她自己为此而受累，她也不在乎。她天生是无依无靠的人的贴心人和朋友。人家说，她虽说是长老会教友，却可以哄骗得替魔鬼说好话。也曾经这么试验过。大家开始骂撒旦，一个个串通了的人接着骂开了，纷纷恶毒地咒骂，无情地鞭挞，在这场戏法中，那个丝毫不存怀疑心理的对象就掉进了圈套。她承认那些控诉都是对的，撒旦坏透了，是堕落了的，大家说得有理。不过，有谁能说他受到了公正的待遇呢？一个有罪孽的人不过是一个有罪孽的人，撒旦正是这样的人，如同其他这类的人一样。其他这类的人怎样才能得救？光靠他们自己努力么？不是的。——不然的话，谁也得不到拯救。除了他们自己微弱的努力以外，还得加上基督徒国家所有教堂里无数颗怜悯的心每天发出的那种打动人心的，充满了恳求、呼吁的祈祷。可是谁为撒旦祈祷呢？在十八个世纪中，有谁能有那种平平凡凡的人道思想，肯为那唯一最需要祈祷的人祈祷呢？我们这唯一的同伴与兄弟，正是他最需要朋友，却偏偏一个都没有。我们中间唯一的一个罪人，正是他理应享有那最崇高、最明白不过的权利，应该得到每一个基督徒日夜的祈祷，因为理由很朴素而无可非难：他是罪人中最高的罪人，他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大的需要。 　　撒旦的这位朋友是最温柔的人，她那朴素的语言，自然而然地感人肺腑。只要是没有防御能力的人或者动物遭到了伤害或者羞辱，激起了她的怜悯与愤慨，她便成了说话最雄辩的人。很少是很尖锐而激烈的那种雄辩，而是文静的，充满了怜悯的，有说服力的，动人的雄辩。用词这么真诚。高尚而朴素，说得又这么打动人心，我曾多次看到她赢得了那些不容易受感动的人表示赞许的眼泪。只要有什么人或动物受到压迫，她那属于女性的和属于纤弱体型的恐惧心理便退到后方去了，而她那战士的品德便马上冲到前方来。有一天，在我们村子里，我看到一个邪恶的科西嘉人，我们镇上谁都害怕的那个人，追赶着他家的大姑娘，冲过了一些小心谨慎的男公民身边，手里还拿着一根粗绳子，扬言说要把她捆起来。我妈妈给逃跑的人把大门开得大大的，接着非但没有在她身后把门关上，锁起来，而是站在门口，张着两手，不许人通过。那个男人咒啊、骂啊，拿他那根绳子吓唬她。可是她一点也不退缩，也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她只是站在那里，骂他，羞他，嘲弄他，她说话时的声音在街中央听不到，可是对这个男人的良心，对他那沉睡着的男子汉的人性来说却是发聋振聩的。他请求她原谅，把绳子给了她，赌神罚咒地说她真是他见过的最勇敢的女人，这样就扬长而去，从此没有再给她找什么麻烦。在这以后，他们两人成了好朋友，因为在她身上他找到了一个他一直在找的东西——一个不怕他的人。 　　有一天，在圣路易，她走上街，把一个正在挥动鞭子抽打马头的赶车的粗汉子吓了一跳。因为她一把夺下了鞭子，接着替那匹无意中惹了事的马说好话。他终于承认是自己不好，并且主动提出一个他当然不可能信守的诺言，因为他不是那种料——承诺说他从此再也不会虐待马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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