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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八
“晨星会”的寄宿学校不是俨然一所军官学校吗？学生们被编成了团和连，严格要求施行教会加军队的礼仪，可以说就是“硬衬领”与“西班牙花边领圈”的中和吧。在约阿希姆那一行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荣誉和出人头地的观念，在纳夫塔的教团里同样显得多么突出啊，汉斯·卡斯托普想，只可惜生了病，纳夫塔不可能有大出息罢了！听他讲，他那教团全部由一些极有抱负的军官组成，人人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克尽职守，出人头地，用拉丁文讲就叫“insignes esse”。根据耶酥会创始人和第一位将军、西班牙神父罗耀拉定的教义和教规，他们比那些仅凭健康的理智行动的人要更多地、也更卓越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且还不止于此，他们要完成超过自己份额的工作，“exsupererogatione”，也就是说，他们不只要像每个具有健康理智的凡人都可以做到的那样，好歹抵抗住肉体的暴动——rebellioni carnis，而且要与感官享乐，与爱自己和爱尘世的倾向作斗争，即便在那些被允许做的事情上也如此。因为向敌人作斗争，“agere contra”，亦即进攻，比只是自卫，比“resistere”来得更有意义，更加光荣。削弱敌人，摧毁敌人！战斗规程中写着。在这一点上，它的作者，西班牙教士罗耀拉，又和约阿希姆的上帝即普鲁士的腓特烈的意见完全一致。腓特烈的战斗规程也是“进攻！进攻！打得敌人屁滚尿流！进攻！” 　　然而，在纳夫塔的世界与约阿希姆的世界之间，最根本的共同点却是它们对流血的态度。这是它们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在鲜血面前，不应该将手缩回去。在这一点上，它们作为世界、团体和等级，真是难分轩轾，完全一样。对于一个平民来说，值得听一听纳夫塔如何讲述中世纪那些好战黩武的僧侣，讲他们苦修禁欲，骨立形销，然而却满怀对教会的权利的贪婪，为了迎接上帝之国，迎接超自然力的世界统治的到来，不惜让人类流血。纳夫塔讲到好斗成性的教士，说他们认为在对异教徒的战斗中牺牲比在床榻上寿终正寝更有价值，认为为了基督而被杀或者杀人不是罪行，倒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很好，塞特姆布里尼不在场！他要听见这些言论必定又会扮演街头摇风琴艺人的角色，唱起和平老调来的——虽然对于反维也纳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文明的圣战，他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另一方面，正是对他这种偏颇的热情，纳夫塔自然不免给予蔑视和嘲讽。至少，只要意大利人还热衷于宣扬这样的情感，纳夫塔便会搬出基督教的世界主义来对抗，说他乐意称世界上的每一个而不是单单某一个国家为祖国，并斩钉截铁地重复一位叫尼克尔的教团将军的话： 　　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将确定无疑地导致基督之爱的死亡。” 　　很显然，从禁欲苦行的观点着眼，纳夫塔才称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因为，苦行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有着无所不包的含义；在他看来，与苦行和上帝之国背道而驰的事物真叫比比皆是！不只对家庭和故乡的眷恋是这样，对健康和生命的珍惜也属此列。当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侈谈和平与幸福的时候，他正是以上面的理由对他进行指责。对肉体的珍爱，喜欢肉体的舒适，都遭到他大肆非难。他不留情面地对塞特姆布里尼指出，哪怕对生命和健康有一丁点儿重视，都是市民地道的反宗教行为。 　　一天，已经临近圣诞节，在踏雪散步去到“村”里和返回的途中，由这样一些分歧衍生出了一场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大论战，而且所有人都参加了：塞特姆布里尼，纳夫塔，汉斯·卡斯托普，费尔格和魏萨尔——全都有点儿头昏脑热，都因在严寒中行走和谈话而激动，而麻木不仁；没有例外，全都有点儿哆嗦颤抖，不管他们是像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那样积极参加辩论，还是多半在旁听，只是偶尔插那么一两句话。总之，所有人全兴致勃勃，以致忘乎所以，常常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形成又比又划、七嘴八舌地忙忙乎乎的一群，挡住了去路，对其他行人全不在意，有的行人只好兜着圈子绕过他们，有的则同样停住嘴，尖起耳朵，惊奇地听着他们天南地北地争个没完。 　　论战原本是由卡棱引起的，这位手指尖开了口的可怜的姑娘，前不久死了。汉斯·卡斯托普对她病情的突然恶化和死一点也不知道；否则，他便会以病友的身份去参加她的葬礼——何况他原本是喜欢葬礼的，他自己也承认。只是院里的保密规定，使他知道卡棱的去世太晚，等他得到消息，她已经在那个有一座顶着歪歪的雪帽子的小石膏像的园子里，被放平身体，永远地安息了……汉斯·卡斯托普说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就引起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谈兴，开始对他扶贫济困的活动，对他去看莱拉·格恩格罗斯小姐，看无事忙罗特拜恩先生，看肥胖的齐默尔曼太太，看那位“两个全都”夫人好吹牛皮的儿子，看死得很痛苦的纳塔利亚太太等等，大肆加以讽刺，最后还加上一句，说他很可惜那些珍贵的花，汉斯·卡斯托普竟然拿它们去讨好这帮既无希望又可笑的混蛋。 　　汉斯·卡斯托普却指出，这些受到他关照的人，除去纳塔利亚太太和男孩特迪暂时不算以外，不全都死得很严肃吗？塞特姆布里尼随即反问，难道这就使他们变得可敬些了么？可汉斯·卡斯托普回答，除去塞特姆布里尼所指的以外，还有所谓对苦难的基督徒的敬重哩。不等塞特姆布里尼驳斥他，纳夫塔便开始谈起中世纪那些治病救人的非常之举，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狂热行径来：国王的女儿们亲吻麻疯病人恶臭的伤口，故意让自己染上这种病，并称自己身上长出的脓疮为她们的玫瑰，还饮洗脓血的水，饮完后说从来没什么饮料比这水更好喝。 　　塞特姆布里尼装出要呕吐的样子。不是那些情景和联想在生理上引起他恶心，他解释说，更多的是在这种对于仁爱行为的理解中表现出来的变态狂悖心理，使他反胃。接着，他挺直身板，恢复乐天和庄重的神态，大谈新时代人道主义的扶病济困的先进方式，谈到战胜瘟疫，谈到以讲卫生、进行社会改良以及发展医药科学等实际行动，去对抗人类的可怕灾难。 　　这类资产阶级的可敬举动，纳夫塔回答，对他刚才提到的世纪都甚少补益，而且对两部分人都如此：病人和受苦人得不到什么，健康人和幸福的人也一样；后者之所以对前者表现出温柔敦厚，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而是为了自己灵魂得救。须知，通过成功的社会改良，健康人失去了为自己灵魂辩护的最重要手段，病人则被剥夺了神圣的地位。因此，为了两部分人的利益，贫困和疾病应该长久存在；这样的观点将一直是正确的，只要可能坚持纯宗教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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