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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说的历史作为对历史的报复 　　历史。我们还能够为自己要求这个陈旧的权威吗？我要说的仅仅是纯粹个人的认供：作为小说家我始终感到自己在历史之中，即在一条道路的中间，正在同在我之前，甚至（要少一些）也许和将要来到的人们对话。当然我说的是小说的艺术，而不是任何别的，而且我说的是我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的它：它与黑格尔的极人道的理性毫无关系；它既不是预先决定的，也并不与进步这个想法相认同；它是完全人道的，由人们来实现，由某几个人，并且在这一点上可以相比较于单独一个艺术家的演进：他有时行为平常，而后又无法预见，有时才华横溢，而后又了了无奇，并且他经常错失机会。 　　我正在声明加入小说的历史，而我的所有的小说却散发着历史的恐怖，这个敌对的、非人道的、未被邀请并不受欢迎的力量从外部侵入我们的生活，将它们摧毁。然而我的这种双重态度丝毫不缺乏不一致性，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绘画的，音乐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 　　小说的历史的个性特点？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为了形成一个独一的整体，这个历史难道不应该由一个共同的、永久的，因而必然具有超个性特点的方向所统一吗？不，我以为，甚至这个共同的方向也始终是有个性和有人性的。因为，在历史的赛跑中，这一艺术或那一艺术的观念（小说是什么？），及其演进的方向（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都不断地被每一个艺术家，被每一件新作品所确定和再确定。小说历史之方向，便是对这一方向的追求，是它持续不断的创造与再创造；追溯既往，它始终包容小说的全部往昔：拉伯雷肯定从未将它的《卡冈杜埃—庞大固埃》（GARGANTUA－PANATAGRUEL）称为小说。这在过去不是小说；它成为了小说是随着后来的小说家［斯特恩（STERNE），狄德罗，巴尔扎克，福楼拜，万库拉（VANCURA），贡布罗维茨，拉什迪，齐斯（KIS），沙穆瓦索（CHAMOISEAU）］从中吸取灵感，公开地称其为先师，因而将其纳入小说的历史，更甚者，将其推为这一历史的奠基石。 　　我可以说，“历史的终结”这一词从未在我心中引起不安或不快。“忘却它该是多么美妙！它吸尽了我们短暂生命的汁液，把它们用在无谓的劳作中。忘却历史将是美好的！”（《生活在别处》）如果它要结束（尽管我不能具体地想象哲学家喜欢谈论的这个终结），那它就快些吧！但是，同一种说法，“历史的终结”，用于艺术，却让我心头发紧；这个终结，我能再好不过地想象，因为今日小说生产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说历史之外的小说组成的：小说化的忏悔，小说化的报道，小说化的清算，小说化的自传，小说化的披露隐私，小说化的告发，小说化的政治课，小说化的丈夫临终之际，小说化的父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母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失去童贞，小说化的分娩，没完没了的小说，直至时间的终结，说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任何美学的雄心，为我们对人的理解和为小说的形式不带来任何变化，一个个何其相似，完全可以在早晨消费，完全可以在晚上扔掉。 　　在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只有在历史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性的，什么是被发现的，什么是摹仿的。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所以，就艺术而言，在我看来没有比跌落到它的历史之外更为可怕，因为这是跌入混乱，美学价值在其中鱼目混珠，人不再可以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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