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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的历史作为对历史的报复

  历史。我们还能够为自己要求这个陈旧的权威吗?我要说的仅仅是纯粹个人的认供:作为小说家我始终感到自己在历史之中,即在一条道路的中间,正在同在我之前,甚至(要少一些)也许和将要来到的人们对话。当然我说的是小说的艺术,而不是任何别的,而且我说的是我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的它:它与黑格尔的极人道的理性毫无关系;它既不是预先决定的,也并不与进步这个想法相认同;它是完全人道的,由人们来实现,由某几个人,并且在这一点上可以相比较于单独一个艺术家的演进:他有时行为平常,而后又无法预见,有时才华横溢,而后又了了无奇,并且他经常错失机会。

  我正在声明加入小说的历史,而我的所有的小说却散发着历史的恐怖,这个敌对的、非人道的、未被邀请并不受欢迎的力量从外部侵入我们的生活,将它们摧毁。然而我的这种双重态度丝毫不缺乏不一致性,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绘画的,音乐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

  小说的历史的个性特点?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为了形成一个独一的整体,这个历史难道不应该由一个共同的、永久的,因而必然具有超个性特点的方向所统一吗?不,我以为,甚至这个共同的方向也始终是有个性和有人性的。因为,在历史的赛跑中,这一艺术或那一艺术的观念(小说是什么?),及其演进的方向(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都不断地被每一个艺术家,被每一件新作品所确定和再确定。小说历史之方向,便是对这一方向的追求,是它持续不断的创造与再创造;追溯既往,它始终包容小说的全部往昔:拉伯雷肯定从未将它的《卡冈杜埃—庞大固埃》(GARGANTUA-PANATAGRUEL)称为小说。这在过去不是小说;它成为了小说是随着后来的小说家[斯特恩(STERNE),狄德罗,巴尔扎克,福楼拜,万库拉(VANCURA),贡布罗维茨,拉什迪,齐斯(KIS),沙穆瓦索(CHAMOISEAU)]从中吸取灵感,公开地称其为先师,因而将其纳入小说的历史,更甚者,将其推为这一历史的奠基石。

  我可以说,“历史的终结”这一词从未在我心中引起不安或不快。“忘却它该是多么美妙!它吸尽了我们短暂生命的汁液,把它们用在无谓的劳作中。忘却历史将是美好的!”(《生活在别处》)如果它要结束(尽管我不能具体地想象哲学家喜欢谈论的这个终结),那它就快些吧!但是,同一种说法,“历史的终结”,用于艺术,却让我心头发紧;这个终结,我能再好不过地想象,因为今日小说生产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说历史之外的小说组成的:小说化的忏悔,小说化的报道,小说化的清算,小说化的自传,小说化的披露隐私,小说化的告发,小说化的政治课,小说化的丈夫临终之际,小说化的父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母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失去童贞,小说化的分娩,没完没了的小说,直至时间的终结,说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任何美学的雄心,为我们对人的理解和为小说的形式不带来任何变化,一个个何其相似,完全可以在早晨消费,完全可以在晚上扔掉。

  在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只有在历史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性的,什么是被发现的,什么是摹仿的。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所以,就艺术而言,在我看来没有比跌落到它的历史之外更为可怕,因为这是跌入混乱,美学价值在其中鱼目混珠,人不再可以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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