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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井

  什么是一个个人?他的认同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小说都在给这些问题寻找一个答案。到底通过什么,一个自我给自己下定义呢?通过一个人物所做的事,通过他的行动?但是行动避开了它的主动者,几乎总是返回来与其对立。那么通过他的内心生活,他的思想,他的被隐藏的感情?但是一个人是否有能力自己理解自己?他的被隐藏的思想是否可以作为他的认同的钥匙?或者人是由他的看世界的眼光,他的想法,他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所确定?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他的人物被根植在个人的非常独特的意识形态中,按照这个意识形态来说,那些人物都遵循一个不可动摇的逻辑而行动。反之,在托尔斯泰那里,个人的意识形态远非一个稳定的个人认同可建立于其上的东西:“斯泰法恩·阿卡迪耶维奇(ST′EDIEHUMPHANEARCADI′EVITCH)既不选择态度也不选择观点,不,态度与观点自己朝他走来,有如他不选择他的帽子的形状,或他的礼服的样式,只去穿戴平常人们的穿戴。”(《安娜·卡列尼娜》但是,如果个人的思想不是个人的认同之基础(如果它并不比一顶帽子具有更多的意义),那么这个基础在哪里?

  对于这个没有终结的寻找,托马斯·曼作出了他的十分重要的贡献:我们思考行动,我们思考思想,但是在我们这里,思想着与行动着的却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人:远得无法追忆的习惯,原始型,它们已成为神话,从一代到另一代,拥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从“古井”(如曼所说)遥控着我们。

  曼说:“人的‘自我’是不是紧紧地被限定,并被密封地关闭在他的肉体的表面的限度中?他由之组成的许多因素难道不属于他之外和他之先的宇宙?……普遍的精神与个人的精神之区别,在过去并不像在今天这样使众魂灵敬而畏之……”;并且,“我们会面对一种现象,我们将愿意称之为摹仿或继续,也即一种生活的观念,它认为每个人的作用旨在复苏某些既定的形式,某些由先人建立的神话的图腾,并使它们再生”。

  雅各布(JACOB)与他的兄弟埃萨禹(ESAUB)之间的冲突,只是过去阿贝尔(ABEL)与该隐(CAIBN)之间的竞争,是上帝的宠儿和另一个被无视、被妒嫉的人之间竞争的复活。这个冲突,这个“先人建立的图腾”,在雅各布的儿子约瑟夫(JOSEPH)的命运中找到了新的化身,约瑟夫本人也属于享有特权的种族。由于他从遥远而无法忆及的特权人的负罪感所蜕变,雅各布让他去与他的妒嫉的兄弟们重新和好(一个后果惨重的主动行为:兄弟们后来把他扔进井里)。

  哪怕是痛苦,一个表面看来无法控制的反应,也仅仅是一个“摹仿和继续”:当小说向我们描述雅各布哀悼约瑟夫之死的行为和语言时,曼评论道:“这完全不是他平日习惯的说话方式……诺亚(NO′E)早已对于洪水说过相同或近似的话。雅各布把它据为己用。……他的失望用一些多少被神圣化的方法来表达……尤其还得不让人对他的自发性有半点怀疑。”重要的提示:摹仿不意味着缺少真实性,因为个人不可能不摹仿已经发生过的;他如此真诚,因而仅仅是一个再现;他如此真实,因而仅仅是源自古井的建议与命令的合成结果。

  不同历史时间在小说里同时存在

  我想到我开始写《玩笑》的那一天:从一开始,完全自发地,我就知道,通过杰罗斯拉夫(JAROSLAV)这个人物,小说将把它的目光注入往事(人民艺术的往事)的深层,我的人物的“我”将在这一目光下和通过这一目光表现自己。而且,全部四位主角也这样创造出来了:四个共产主义者的个人的宇宙,嫁接在四段欧洲的往昔之上。卢德维克(LUDVIK):生长在伏尔泰式的辛辣的共产主义之上;杰罗斯拉夫:作为一种欲望的共产主义,重建保留在民间创作中的父系制的往昔;科斯特卡(KOSTKA):嫁接在福音书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海伦(HELENE):共产主义,一个自我感情式的(HOMOSENTIMENTALIS)的热情主义的源泉。所有这些个人的世界在它们被分解之刻被捕捉:共产主义瓦解的四种形式;也可以说:四个古老欧洲的冒险之崩溃。

  在《玩笑》中,过去仅仅表现为那些人物心理的一个平面,或在文论式的离题中出现;后来,我想把它直接放在舞台上。在《生活在别处》,我曾把一位我们时代的诗人的生活,置于欧洲诗歌的全部历史的画面之前,为的是使其步伐与兰波(RIMBAUD)、济慈(KEATS)和莱蒙托夫(LERMONATOV)的步伐合在一起。把不同的历史时间相对照,和《不朽》(LCIMMORTALITDE)一起,我走得更远。

  当我还是年轻作家,在布拉格的时候,我憎恨“一代人”这个词,它那种和众人凑在一起的味道使我讨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别的人联在一起,是在其后,在法国,读到卡洛斯·伏昂岱斯(CARLOSFUENTES)的《霍乱之地》(TERRANOSTRA)。一个另一个洲陆的人,其历程与文化都与我相距遥远,怎么可能被同样的美学困扰所缠绕:要让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于同一部小说里?而我,直到那时一直天真地认为这个困扰只属于我。

  如果不去俯视古井,就无法捉住什么是墨西哥的霍乱大地。不是要以史学家的方式到里面去读历史纪事式发展中的事件,而是去问自己:对于一个人,什么是墨西哥大地之精华?伏昂岱斯从梦幻小说的方向抓住了这一本质,在那里,许多历史时代相互混杂为一种如诗如梦的历史;他这样创造了某种难以描写的东西,而且无论怎样讲,是文学上从未有过的。

  最后一次我有这种秘密的美学亲缘感情,是和索莱斯(SOLLERS)的《节日在威尼斯》(FETEAVENISE)。这部小说奇特,故事发生在我们的今天,却是一台完整的戏,献给华托(WATTEAU)、塞尚(C′EZANNE)、提香(TI-TIEN)、毕加索(PICASSO)、司汤达(STENDHAL)。一出他们的讲话和他们的艺术的戏。

  在这期间,还有《撒旦诗篇》:一个欧洲化的印度人的复杂的认同;非霍乱的大地,失落的大地(TERRAENONNOSATRAE;TERRAEPERDITAE);为了把握这个被撕裂的认同,小说从地球的不同地方去审视:在伦敦,在孟买,在一个巴基斯坦村庄,还有在七世纪的亚洲。

  不同时代的共同存在,给小说家提出一个技术问题:怎样把它们联在一起,而不让小说丧失同一性?

  伏昂岱斯和拉什迪都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办法:在伏昂岱斯那里,他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再现从一个时代走到另一个时代。在拉什迪那里,是由吉布列尔·法利什达(GIBREELFARISHTA)这个人物通过把自己变为大天神吉布列尔来保护这一超时间的联系,吉布列尔大天神自己则成了穆胡恩德(MAHOUND,穆罕默德的小说式变形)的通灵人。

  在索莱斯和在我这里,这样的联系没有什么虚幻;索莱斯:画与书籍,书中诸人物看到和读到,作为通向往昔的窗口。在我这里,过去与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相同的动机上被跨越。

  这个地下的(没有被看出并且是看不出的)美学亲缘是否可以以相互影响来解释,而不以共同受过的影响来解释?我看不出它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呼吸了相同的历史的空气?小说的历史,经由它自己的逻辑,是否让我们面临同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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