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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可惜的是，这个到现在还很少有人理解的、令人钦佩的行政管理的真正原则，格扎维埃在一八二〇年就开始考虑了。 　　拉布丹主张通过直接税的方式征收消费税，取消一切附加的间接税。税收多少，由若干条款组成的专门册子决定。这样，他就取消了各城市之间的重重关税壁垒，精简了它们目前耗费巨大的税务机关，从而给各城市带来了大笔收入。减轻沉重的税务，并不是从财政上减少收入，而是更好地予以分配；减轻赋税，是为了增加商品交易量，使它起更大的作用。这样，个人支出减少，而国家收入却增加了。这一看来巨大的改革所依据的却是极为简单的运转方法。拉布丹把人头税和动产税看成是总消费的最忠实的体现。在法国，个人财产出色地表现在房租、仆人的数目、马匹以及同本人收入相适应的华丽车辆上。那些住宅和它们所包括的内容都大同小异，而且也不大会消失。他指出了编制动产税名册的办法，这种名册比现在的要符合真实情况。然后把国库收到的所谓间接税的总数按百分比分成个人份额。赋税就是打着貌似有理的晃子对实物或对人征收的钱，在必须强制勒索钱的时候，这些晃子是有效的；但是到了这样一个时代，那个担负着沉重赋税的阶级完全知道国家为什么要征税，而且通过什么途径又把征去的钱还给它，那么这些晃子不是很可笑了吗？事实上，预算不是一个钱柜，而是一个洒水器：它抽上来又洒出去的水越多，国家就越繁荣。所以，假设有六百万的宽裕户（拉布丹证明这是存在的，包括富户在内），那么直截了当向他们征收酒税，并不比收门窗税更惹人讨厌，还可以得到一亿法郎的收入。这岂不是比把人折磨一通，再逼他拿出钱来好得多？经过这样调整税收，每个个人实际上付出的少了，国家收入却增加了。而且由于国家不再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消费者就可以享受物价降低的好处。拉布丹专门对葡萄园征收种植税，为的是保护它免受生产过剩之害。还有，对零售商的营业执照是按其居住区的人口比例征税的，这样，对贫穷的消费者也就收了税。通过酒税、种植税、营业执照税这三种形式，国库就可以既不付费用，又没有麻烦地得到大宗收入。而当时，这笔税收是落在国家和它的公务员身上的沉重负担，他们要分担许多烦恼。 　　这种税收制度打击了富人而没有折磨穷人。再举一个例子：假设对一定数额的盐抽一两个法郎的税，从而得到了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那么现代的盐税局就可以取消，老百姓就可以喘口气，农业也可以得到缓解，国家收入还照旧，而任何一方都不会抱怨。同工业或者商业多少有点关系的各阶层看到穷乡僻壤的生活有所改善，买卖越来越大，立刻会感受到这样分配税收的好处。最终，国家将会一年又一年地眼看着宽裕户日益增加。间接税务机关是开支极大的机构，是国中之国。取消了这一项，就节约下来的税务开支而言，国家有关各方都将受益非浅。烟草和香粉则在国家监督之下进行专卖。这两种专卖制度不是拉布丹创造的，而是在重申烟草法的时候有一个别的什么人提出来的。这一制度如此令人信服，因此根本没有通过议会，没有象当时政府部门通常做的那样拿到议会去逼它表态。因此，这件事更多的是管理的问题，而不是财政问题。国家并不真正拥有什么财产，森林、矿产、土地都不是国家财产。在拉布丹看来，国有地产是和行政管理背道而驰的。国家既不会开发，又失去了一份税收，这是双重损失。至于国营工厂，也是同样的胡闹用到了工业上罢了。在国营工厂中，产品成本比通过商业购买的还要高，制作过程又慢。国家对工业的活动收不到税，于是就削减对它的供应。政府管理一个国家，难道是要亲自去生产而不是设法让别人生产？难道是要自己占有财产，而不是尽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产业？ 　　在拉布丹这个制度下，国家不收任何现金的保证，只接受以实物抵押作保证。理由如下：国家如果接受了保证金，要么就把这笔钱存起来，那么就妨碍了货币周转；要么用高于它所付的利息的利率放出去，那么就是可耻的牟取暴利；要么它赔掉了，那是愚蠢；而如果它有一天全部占有了保证金，那在某种情况下，它就是在酝酿着一项惨重的破产。地产税倒也不完全取消，拉布丹还保留很微弱的比例，以便作为战时征税的出发点。不过，显然由于土地生产不受限制，工业就能得利于廉价的原料，从而增强同外国的竞争能力，而不需要那虚假的关税保护。各省政府可以由当地富豪义务管理，以在某种条件下获得贵族爵位作为报酬。法官、学者、低级官员都能看到自己的服务得到体面的报酬。所有的公务员都受到极大的尊重，因为他们贡献大，薪金高，每一个人都自己负责自己的前途，这样，法国肌体上就再也没有退休金这一毒瘤了。这样结算下来，拉布丹发现每年只支出七亿，而收入有十二亿。每年国库有了五亿的盈余，那比目前这种流弊已经很明显的收入微薄的折旧费要强多了。根据他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始终是坐享其成的食利者，不象过去，国家执意要拥有产业并制造商品。最后，为了将这一改革付诸实施而不致引起震动，并为了避免对公务员大砍大杀，拉布丹提出以二十年为期。 　　从他的职位被那无能之徒德·拉比亚迪埃占去的那天起，以上这些想法就在他脑中逐渐成熟起来。这一看来庞大，实则简单的计划，要取消这么多的大参谋部和这么多同样无用的小职位，就要求不断的计算、精确的数字和明显的证据。 　　拉布丹对预算的两个方面——收入和支出——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为此花了多少个夜晚，他妻子还不知道。敢于设想这样一项计划，并敢于把它置于那行政机构的僵尸之上，这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必须向一个能赏识它的大臣提出。因此，拉布丹的成功有赖于动荡的政局平静下来。他认为，只有在三百个议员有勇气形成稳定的多数时，政府才算是最后站稳脚跟。自从拉布丹完成这个计划以来，一个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政府成立了。在那个时期，波旁王朝带来的和平盛世的排场，已使人忘记当年法国作战的排场。那时的法兰西真是灿烂辉煌！由于是胜利者，它十分慷慨大方。西班牙战役之后，政府就感到需要休养生息了。新的朝代已成立了三个月，似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因为左翼自由派和右派都以同样的热情迎来了查理十世。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也上了当①。时机看来对拉布丹很有利。提出一项设想周到而成绩如此巨大的改革建议，对政府来说，不是一种长期统治的保证吗？ 　　①查理十世即位之初颁布了大赦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敕令，受到自由派欢迎。但旋即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反对共和的措施，暴露了其反动面目。 　　于是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沉思。早晨上班途中，下午四点半下班回家，一路上都是心事重重。而拉布丹夫人这边，生活失意，再加上要为自己添妆而暗中劳神，真是烦恼到了极点。但是她爱她的丈夫，认为象有些公务员的妻子那样去做一些可耻的交易以补薪给之不足，是有辱高贵女人的身分的。因此她拒绝同柯尔维尔夫人有任何交往。（那时柯尔维尔夫人正和弗朗索瓦·凯勒①过从甚密，家里举行的晚会极一时之盛，常使迪福大街倾街而至。）丈夫是由于专心致志地考虑政治问题而坚持不懈地工作，无暇他顾，她却把这看成是公务员让枯燥的公文压得麻木不仁，屈服于最可厌的苦差，庸庸碌碌，苟活下去。于是她自叹遇人不淑，丈夫竟这样没出息。 　　①弗朗索瓦·凯勒，巴尔扎克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是一位有权势的银行家，贵族院议员。 　　这时，她下决心一定要一手为她丈夫争来荣华富贵，不惜一切代价使他飞黄腾达，而又不让他看到她为此而玩弄的机关。 　　在妇女辈中，她鹤立鸡群，孤芳自赏，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不同她们一般见识，也无视社会给她们造成的羁绊。她盛怒之下，发誓要对那群蠢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要时亲自出马。她自以为高瞻远瞩。当时，时机很有利，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得了不治之症，已是不久人世了。如果拉布丹能继承他的位子，他的才能——她认为拉布丹行政才能还是有的——一定会得到赏识，过去曾许给他的稽查长的职位就可以到手了。她仿佛看到他成为钦差大臣，在议会中为一项法案辩护而慷慨陈辞；到那时候，她要做他的贤内助！如果有必要，可以做他的秘书，通宵达旦也甘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坐一辆漂亮的马车到布洛涅森林一游，同但斐纳·德·纽沁根夫人并肩而行，把自己的沙龙也抬高到象柯尔维尔夫人的一样，使自己能应邀参加部长级的盛大隆重的宴会。为了征服听众，为了让人家称自己为“拉布丹·德·××夫人”（她还不知道封在哪里①），就象人们称呼菲尔米亚尼夫人，德·埃斯巴夫人，德·哀格勒蒙夫人，德·卡里利阿诺夫人一样，总之，首先是为了去掉拉布丹夫人这讨厌的姓氏。 　　①法国贵族的姓氏“德”后面应是其家族封邑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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