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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何时是新的(5)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不同情美国共产党和苏联，但是这一代人是从人所共知的麦卡锡时代那些政治压迫、知识审查的黑暗日子中诞生的。据信，美国共产党受到的迫害并不全是因为它同苏联的关系，还因为它在美国主要外交政策方面与政府持有不同政见。在这一意义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为一支“反对”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坚持冷战应对民众参与民主的机会遭到破坏负责，它是中央控制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种表面现象，是将美国人的梦想归纳为一致性仪式的一种隐喻。在对一种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对麦卡锡时代恐怖政策所寻求的政治补偿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是不得已才为共产党的权利辩护，它也明白，共产党本身对民主制度并无威胁，因为这个党还很弱小，事实上，为了生存，它还不得不维护这些制度。 　　但是，新的运动注定要拒绝以前人为榜样，它既不选择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路来作为其创始人在麦卡锡时代投降之后从道德上进行补偿的历史替代物，也不选择30年代梦幻破灭了的激进知识分子所走的冷战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后匾乏（Postscarcity）一代的民族主义第一次有组织的表达。他们的思想主要指向恢复业已衰退了的美国民主制度。更确切地讲，是建立人人参与的新制度以取代现存的官僚机构。问题是如何利用已经存在于人民政治文化之中的颠覆因素。对于新左派来讲，如果不是否定的话，谈及苏联遗产的问题就毫无意义；旧左派的各种团体对实际上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特点偏执地坚持被认为是左派在美国生活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新左派非常关注种族问题、第三世界革命问题，把公民权利和独立运动与恢复民主联系起来，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将有助于重建中产阶级的道德。 　　多数新左派都对一种集体遗忘症负有罪责，他们拒绝这样的思想：历史知识和生活传统能够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他们认为行动和体验高于历史和记忆。在这一方面，他们有一个广泛传播的信条：“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他们还认为老人们很自然地会以某种方式被记忆和信仰以及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所困，是应该被埋葬的一代人。类似这样的观点只能给人以幼稚的印象。 　　不仅仅如此，还有一种被萨特称之为“实践惰性”（practico－inert）的近乎偏执的恐惧。换言之，承认行动的极限就是对失败的追求。毫无疑问，这一谬论产生了一系列的灾难。不走运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有一个经济研究和行动计划（ERAP），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去干涉黑人贫民区和白人底层聚居区的活动，这产生了很强的宣传效应，但对居民们却没有任何的好处。1963年，海登和卡尔·惠特曼（Carl Whitman）起草了一份战略性的文件《迈向穷人的多种族运动》。 　　在这份文件里，通过将学生和其他中产阶级类型的研究和组织技能与穷人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需要和要求结合起来，他们为一个多种族的联盟进行辩护。作者相信穷人这一“阶级”是不同于工人阶级的。这些思想在1964年的夏天被付诸实践，从而使经济研究和和平计划进入了纽瓦克、巴尔的摩、芝加哥和其他北部城市。北部学生运动也进行了没有多少种族色彩但同样鼓舞人心的努力，他们在黑人孩子中实行扫盲计划，援助1964—1965年冬天哈莱姆地区的罢工。但是，文件中没有说明的概念是：白人只有通过帮助黑人获得自由才能够有所补偿。这一责任概念的使用和美国传统的废奴主义概念一样不再新鲜。 　　社团组织、选民登记（主要由南部黑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j组织）和教育计划向自由党的州以及支持它的制度发起挑战，从而为广大参与者提供参与的便利。学生激进分子为改善居住条件、工作和收入状况而斗争，反对酗酒和吸毒，矛头直指自由民主专制的一面。 　　这些计划大多在数年间便告终止了，但它们却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教训。拿纽瓦克计划来说，在帮助实施经济研究和和平计划的时候，我扮演了一个相当活跃的角色。纽约抗租罢工得到发展，我出任纽瓦克的克林顿·希尔睦邻委员会的副主席，一直干到1963年。这是一个以保留社区多种族特色、提高生活条件为宗旨的组织。自1955年成立之日起，该委员会成功地抵制了联邦负责的城区重建计划，从此声名鹊起。联邦城区重建计划是由多个公司和自由党人操纵的计划，是政府改进陈旧的老城区的关键步骤。虽然该委员会在这一变化迅速的城市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减缓人口迁移的进程，但是，我们正在抵制的人口和经济的力量十分强大，难以阻挡。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决定向校外组织作出承诺的时候，在许多人当中，他们找到了我，咨询应该如何行事。在我的安排下，委员会邀请了他们协助工作；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无意安排的结合。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小组自称为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并在该城市的南华德（south wara）建立了基地。但是，学生组织与委员会之间很快便产生了冲突。委员会把很多有兴趣以实施准则和其他方式保留邻居关系和财产价值的黑人和白人居民视为自己的成员，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把这些对象看成既有限又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因而与委员会分裂，逐渐将其所称的辖区移到希尔下区，那里的人们更贫穷，房屋更破烂不堪。在那儿，他们不仅划定了一块地盘，而且还分清了与委员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他们认为贫穷的人和工人阶级的居民经常有不同的需要和要求。工人阶级的居民希望邻居更安全，学校更好，街道更清洁，路灯更亮。而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地区生活，儿女缺吃少穿，靠领取社会救济金过活的穷人则需要政治权利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因而，对于这些绝望的选民来说，更适合他们的形式是联合会而不是委员会。委员会在选区政治中陷入困境的时候，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则因为大多数来自下层的成员没有进行投票登记而主张直接行动。这不是一个找到最小公分母以团结最多数居民的问题（这是委员会的政策），而是一个弄清穷人与富人、人民与国家之间差异的问题。后来，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被迫为它在选区政治中获得的利益进行辩护，围绕着候选人和议程的具体问题，他们达成了传统的联盟。但是，这一组织在单一问题联合基础之外就社区组织的新政治进行了阐释。一个联合会不再包含贸易或艺术的内容，而是一个社团，一个大众从分离达成融合的场所。 　　不论从宗派主义还是政治渊源来讲，这一革新都是惊人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海登不幸的宗派主义倾向和个人的权力政治上。到1964年，他已经成为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的领导人。但是，真正使这一组织有意义的却是它创造性地融合了传统的象征（如“社团”和“联合会”），承认穷人自我表现的需要。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更重要的是这一代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为后人向流行的再规模式进行挑战提供了榜样。在美国政治中对新左派进行阐释的并不是他们建立的组织，而是对民主和集中对立统一的结构，对利益和社团对立统一的结构，对选举和参与对立统一的结构。这种结构实际上为60年代后期多层次的运动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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