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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何时是新的(4)
汤姆和艾尔那时正在为这个相对年轻而又规模很小的组织筹备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这个会议将于六月份在密歇根的作伦港举行。汤姆负责起车组织的政治宣言。他刚从南部旅行回来，在那里的一次公民权利的游行示威中，他被当众好揍一顿，这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个家生命投人冒险的人。作为第一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他显然是最知名也许还是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但他决不是唯一的一个。他使这一不到二百人的小运动体现了精神和知识的力量，参加这一运动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像密歇根、哈佛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圣诞节和夏季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其他时间人们通过信件、电话和两位全国性的领导人的校园访问来保持联系。由于它的一些成员也是那时很有实力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活动分子，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学里的重要政治家、编辑，所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尽管它在数量上还无足轻重，但还是在1961年和1962年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就公民权利问题组织了有成效的干部会议。它成为不断发展的大学改革运动，特别是学生争取参与校园决策的斗争的一个真正讲坛。它也为学生和平运动提供了契机，有助于学生和平联合会的成立。 　　当时，我可能误解了民主改革运动，但是，我不会弄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道德至高无上的信条。这是60年代意识形态的主旨最为清楚的表达：力图让生活充满一种现世的精神和道德内容，赋予日常生活以个人意义和目的。 　　改革民主党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都相信他们自己是新的历史的主体。学生作为黑人或作为一个新的阶级的他信条只不过是这一代人把自己与旧的劳工哲学区分开来，宣布自己有能力来命名那压迫人性的制度的一种笨拙的方式。多方收集资料，后由海登写成的《休伦港直言》（Port Huron Statement）保留了一个自由争论的轮廓：它的行文中再次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公正的问题。但是，副本中涉及到金斯堡之后的一代，这一代不仅为自己拥有最优秀的头脑而骄傲，而且也宣称自己具有的主体性。 　　“参与民主”，为“人民”而奋斗以“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一目标明确地反映了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些太年轻而又远离直接权力的学生无法担当民主改革的选举大任，但是他们痛骂那些现存的机构。这是一个用他们自己的机构来取代原有的控制机构制度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只是在取消现存政治权力的范围内才是有用的。 　　到了六月，我实际上已经和伊夫林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一同住在第二十一街上了。他们从办公室下班回家，我从工会回来，我们会马上投入到关于劳工运动、公民权利、民主党和肯尼迪政府的长时间讨论中去。作为一个相对弱小的政治团体，他们承认他们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寻找同盟军。海登试图从瓦尔特·各瑟（Walter Reuther）和联合汽车工会（UAW）得到资助，于是他去了底特律与他会面。但是，尽管让学生组织扮演成人的角色，海登、汉伯、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鲍伯·罗斯（Bob Ross）和其他人并没有讨好工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相信劳工党和自由党的联合在美国的政治中是没有前途的。他们确实深深地相信，那些是属于过去的力量，应该被废除掉。通过妥协和寻求暂时的联盟，他们确实在寻找一种可选择的方式来促使美国进入一个民主的乌托邦。 　　在这一意义上，《休伦港宣言》在延续美国民主政府的传统观念、个人主义伦理、社会公正和拒绝社会主义话语等方面是出色的。它通过完全忽略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与旧有的左派决裂了。在白劳德伯爵（Earl Browder）于30年代提出“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这句口号之前，就有人尝试发明本土的激进话语。这里原来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或工人阶级统治，但是却有“参与民主”和米尔斯（MillS）、维伯伦（Thorstei Veblen）的传统；拒绝表述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概念。 　　带来这一切的并不单单是冷战，而是一种与激进的过去、宗派的争论、外国的亚文化和毫无结果的计划从根本上决裂的热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去并非令人反感，只是它与现在的目的毫无关系。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促成组织的团结——海登和他的朋友们明白这一点。 　　这一新左派的历史学家经常嘲笑“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任何会议上都花一半的时间先讨论会议议程、确定争论的原则。持同情态度的观察者有时把这种奇怪的程式归咎于他们的缺乏经验或是缺乏切实可行的政治文化。这种批评误解了新左派的本质。用一个词来概括，新左派的本质就是“过程”。这表明一种宗教体验的回归和昨天红色政治之抽象概念的倒退。人们极其详尽地制定出个人的和程序问题，以此作为一种把个人的东西融入政治的方式，一种凭感情而言是凭利益（政治的理性）去创造一个社会的方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国性会议就是一种魔咒的放纵和泛滥。修辞的重复，程序的争论，道德对善、和平等的召唤都是建设社团过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心理的政治体验。在将传统的政治相互影响变为人们所描述的“运动行为”当中，“过程”扮演着泻药的角色。这一方式促使很多立派和自由派政党走向分裂。 　　从1962年到1965年，我都参加了这些会议。作为一名顾问，我与其他人一起被困禁在会议室内。这一工作实际上从我在二十一街住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那时我的兴趣还不足以把我带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会议上来。我是被《休伦港宣言》的余辉卷入这些会议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杜波依斯俱乐部也向会议派来了一个观察员。他是个叫做马克曼（Marvb Markma）的羞怯的小伙子，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人们认为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当一个善意的共产党人被允许旁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大会的消息传到工业民主同盟那里的时候，顿时一派哗然。会议（已经成了新左派传统的一部分了）期间，哈灵顿和其他委员严厉痛斥学生民主社会党领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由于30年代和40年代曾经有过亲眼目睹共产党统治美国左派那种痛苦的经历，作为忠实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委员会的结论是共产党不只在各种问题上犯有错误，而且它在会议上的出现也不利于民主左派的重建。这不是一个政治差别的问题，而是一个民主和专制能否共存的问题。 　　如果“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袖们干脆同意禁止共产党人参加以后的会议，这一事件就会平息下来，因为从来就没有任何决议允许他们参加进来。但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却选择了把整个事件当成新老左派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正面冲突之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寻找其他可能的渠道与劳工党和自由党进行接触。前工会组织者、当时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雷·布朗（Ray Brown）、我、还有其他几个人被邀请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主持研讨会，随时准备作他们的顾问。那时，我29岁，雷·布朗比我大一点。大部分学生已经进入研究生院或为自由组织和和平组织全职工作，年龄相差不过五到八岁，但却是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帮助他们是因为我们和他们都相信一个新的运动正在诞生，如果不摆脱过去的束缚，它就不会成功。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样，我相信共产党有些令人生厌，而且也相信反共产主义是50年代灾难的根源，劳工和进步运动由于在对待像苏联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的偏见已经严重受挫。我也同《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left）的赖特·密尔斯（C．Wright Mills）、詹姆斯·维因斯坦（James Weinstein）、威廉·A．威廉斯（WilliamAPPfeman Williams）和其他人一样，相信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运动只有在吸收了左派孤立主义的主张之后才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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