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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威逼盗贼 　　十五年前，当检察官还没有达到现在这种极高的地位，还处于这个地位的中间阶段，在政权的第二梯队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熟悉的来自第五意识形态总局的一位将军，轻声笑着给他看了一封用政府表格发给叶卡捷林堡（当时还叫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家大国防企业党小组长的很开心的电报：“你总是认为我很平庸，而我现在已是联盟的部长和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这是过去的将军厂长——也就是现在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发给故乡的劳动企业的电报。此人是一位有着很体面外表的高个子、灰白头发的男人，仪表堂堂，极为自信，带有明显的生活中真正主人的派头，来自官气十足的活动家那万古流芳的群体。 　　他早已不是厂长，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也不是联盟部部长，而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他的任务是崇高的、神秘的，也就是发号施令，而其他人的任务简单而明了，就是服从。他参与最高的权力，至于人们把他看做臭狗屎或者不这么看，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 　　参政是伟大的行为，它也是最主要的。能够参与站在指挥棒旁，充分享受这个像拘一样看着那些权力更大的人的眼睛，捕捉到他们高兴的目光，为他们而高兴（发号施令！），并作为补偿给过去的下级发去开心的电报。瞧，什么还能比这更幸福呢？！ 　　在鲁博列夫斯克公路上为个人特建的别墅，在科捷利尼奇沿江大街上一座豪华的五居室的别致的小楼，在瑞士银行有账号的冒名公司。 　　到完全幸福只有一点不够，那就是自信，而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下去，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检察官和一个最有影响的方案股东投资者的会谈，是在一个不大的舒适的房间里进行的，这个房间介于豪华酒会、读者俱乐部和休息厅之间。 　　有着亲切气氛的半明半暗、不是纠缠不休的说话声。这种声音的交流、昂贵的柞木柜台、装有异国饮料的长颈玻璃瓶、极浓的咖啡香气、酒吧待者、应邀者笔直的分头、受训者的微笑、小心的目光、被轻的动作、整齐的英国西装，这一切都使人想起地道的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区级共青团活动家。整个人都是典型的，过于甜蜜的，头发梳得溜光的。 　　检察官悠然地品着已经凉了的咖啡，而对方由于有心脏病，只能喝矿泉水。他们开着玩笑，笑着，说着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一切只是拖延双方的间歇。因为每个人都在等待对方开始关于重要事情的谈话。 　　终于，高级官员忍不住了，很小心地问道：“我们有什么新闻吗？” 　　他有意识地说“我们”，这种方式是为了让人明确地明白，检察官在这个方案中也是参与者，和高级官员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当然，不仅仅和他一个人是这种关系。 　　“已经在工作，”检察官慌张地点了点头，不失身份地正了正他喜爱的、过了时的金框眼镜，并把装有浓咖啡的茶杯推到桌子边，继续说，“一切都已商量妥了，一切就绪。钱不在波兰人那儿，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点也不值一谈。” 　　“那么是在俄罗斯？”对方领悟地摇摇头。 　　“再没有任何地方了。” 　　“您找到这些钱了？” 　　“找到线索了。”就像通常在这样的谈话中检察官很圆滑，并有点支吾搪塞。 　　“那么现在钱在谁那儿呢？”有白头发的人忍不住把身子倾向对方。 　　“就在它应该在的那些人手中，”戴金框眼镜的人给人一种不坦白的诚实的感觉，“一切都进入了轨道，只是出现了不大的、没预料到的意外阻碍……几个剧中人弄错了自己的角色。红衣服的坏蛋决定在穿蓝衣服的坏蛋那地运用这些钱，但在那里又出现了穿黑衣服的坏蛋，并决定丢掉所有的人不管……” 　　“毫无疑问，红衣服坏蛋你一定就是指我们了？”特别诚实的玩笑，至少是发自内心的。 　　检察官咬紧了嘴唇。 　　“无疑，‘穿黑衣服的坏蛋’，你是指一个匪徒团伙，而‘穿蓝衣服的坏蛋’，也就是纹身人，也就是，”他解释道，“另一伙…… 　　事情还不一定。现在俄罗斯谁能百分之百地确定哪里有匪徒，而哪里没有；哪些是坏蛋，而哪些是守法公民？“ 　　“你是想说，现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高级官员没注意对方最后的概括，即毫无疑义的、很费力的概括，而是着急地说，“现在我们可以用不着紧张了？” 　　“我想说的就是这点。” 　　“你能保证？”白头发人很感兴趣地问，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对方。 　　“我保证。”检察官简短地回答，指的是目前这种情况毫无变化，但他突然又确切说了一句，“难道这还不够吗？或者你想亲自参与这个方案？” 　　“不，已经足够了……”高级官员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因为他非常清楚，他的老朋友的坦诚已经远远超出了讲究礼貌的范畴，变得有点可怕。“俄罗斯性亢进剂”以及所有同它有联系的东西是极其机密的。因此，一切都很明了，用不着非常清楚的暗示。 　　桌旁的谈话又重新变得很抽象，而因此也就变得无拘无束。 　　谈了谈克里姆林宫的新闻，流言飞语，未来职位的调动和派遣：有一个专门的投资者在医院所呆的那段时间，在生活中都落后了。 　　突然，白头发的人说了一半话就哨响起来了，他又感兴趣地问起了别的事：“还是在生病之前，你就对我说，这个……不是寻常的实验标本，”显然，这个人有意识地在回避使用“麻醉剂”这个词，“而是另外的，就像在备忘录里所写的那样，”它能制造出真正幸福的一种错觉‘？“ 　　“是的，是的。” 　　检察官看着对面这位职位很高的人，流露出讥讽的神情，他非常了解这个人，他知道对方现在想谈什么。从高级官员的眼睛就可以看出，从他特别聪明的表情就可以明白，他现在一定要宣布某个相当大的事。当然了，他不能产生自己的想法，他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但他尽量回忆，设法想起某个已抹掉的、但意义深刻的引文（据说，他还在高等学校学习时，就以非常出色地引用别人的话而出名）。他巧妙地诱导，并且不易察觉地使得话题又从容不迫地回到主要内容上来，即“俄罗斯性亢进剂”对人心理上影响的这一特点，所以就这样发生了…… 　　“我不记得是谁，但却是一个伟人说过，要想让人变得幸福，要把愿望和需求的闸板放到人的意识中，或在现实生活中抬高这一闸板……”白发人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严肃，“就像在农村多瑙河委员会讲话的那位‘知识’社会讲师所说的那样。” 　　“把需求降低到可能的程度或者提高到渴望的程度，换句话说，看着爱耍小聪明的人。”检察官进一步解释道，“如果我和您，也就是国家，不能做到第二点的话，我们试图借助于这种药面做到第一点也好。使人产生许多错觉，使得他们好好生活，因此感到幸福。” 　　“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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