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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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这是一个大湖，”托尼说，“欧洲的船只可以通过圣劳伦斯航道开到这儿来。” 　　“真难以令人相信。多尼，这样的湖你见过吗？这个湖叫什么名字？” 　　“密歇根湖。湖的那一边就是密歇根州，大约相隔50海里。” 　　“你肯定这不是大洋？他们就不会说是别的什么？实在叫人不信！妈的，弄一条便装短裤来吧，我们坐到那边水池边，把我们的事谈个彻底。” 　　勒菲蒂要的是一套海滨服，要别人给他买。他对坎特说：“我的腰围33英寸，脚穿9.5D码鞋。”坎特到桑斯里奇商店里买了他要的东西。我们坐在旅馆前的池边。勒菲蒂像往常一样，喝的是常喝的白葡萄酒汽水，像在汽车里一样，整天一根接一根地抽英国的奥佛牌香烟。　　“这城很美，”勒菲蒂说，“我很喜欢。回去以后我要对他们说。我完全赞同这项计划，要让计划一路开绿灯。托尼，这城很干净，住起来很舒服，这儿能呼吸新鲜的空气，在这里干营业会成功，你会赚钱的，会感到非常满意。” 　　“你对我还不了解，”坎特说，“一旦你了解了我，你就知道，我要是计划干什么事，一定会拼命干，不达到目的不会罢休。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 　　“我说的和你的意思没有什么两样啊，”勒菲蒂说。“现在我一回去，可能还要赶回来。这里有人要为我安排招待那边人的事，招待的地方就在他的旅馆，我还得和这些人见一见。” 　　第二天早上，托尼和勒菲蒂送我到了密尔沃克机场，因为我要去“加利弗尼亚”看望我的“受伤的女朋友”。托尼还要把勒菲蒂送到奥海尔机场，送他返回纽约。　　“你看，多尼会不会和那女孩子终究要结婚？”托尼问。　　“我知道，他爱她爱得都发疯了，”勒菲蒂说，“不过，多尼不是那种安家度日一类的人。” 　　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我打电话回家说要回家，我妻子对我说，我们家街对面的房子烧成了平地。刮了一场大风，火星飞得到处都是。她出去帮着灭火，用水往屋顶上浇，余火落到了地下，连我们家也遭了难。大家都吓得要死。　　这天是6月23日，星期五。她本来要像以往一样去机场接我。我乘的飞机应在下午3点45分到达。她根本就没有去接我。　　第十章意外事故　　我到达了机场，这是新的家乡的机场。我妻子没有到机场门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对他只是稍微有点熟悉。他说：“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说是两辆车子迎面相撞，驾车的两个人都是女人，两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个年纪轻些。年轻的那一位已经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还说了其他一些情况，但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些。　　我们赶到了医院。我妻子还没有遇难，正受到紧急护理，情况很严重，身边安放着医疗器械，身上挂着橡皮管。她的眼睛扎了绷带，两只眼角边都有了裂伤，脸上满是伤口。一边的肺萎陷，一只手腕折断，还断了一根锁骨。她装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见东西，几乎不能说话。她紧紧捏住我的手。　　我几个女儿都在那里。最小的才9岁，看到母亲那副样子心里不好受，到浴室里呕吐。我拥抱了另外两个女儿，一个13岁，一个15岁。我强装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对我说：她在去机场的途中，一辆朝她方向开来的汽车，为了越过另外一辆车而开出了车线，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车。我妻子到底还爬下了车，朝路边跑，心里害怕两辆车会爆炸。她听到胸口噗噗地响。作为一个护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场的有两个女人目睹了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个女人要求，能不能把头放在她膝上靠一会，这样好使自己能喘喘气。她戴的隐形镜片碎裂在眼睛里。她对那两个女人说，车子里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她丈夫的班机号码，请她们给联邦调查局打个电话，要他们派个特工去机场接我，另外给一位朋友家打个电话，我们的女儿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接着开来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里也十分惊惧。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另一位开车的女人已经死亡，我也无心同她说这种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里。我出去到了厅里。后来我妻子说，吉尼对她说我在哭。妻子说：“我对吉尼说，我没有看到他哭，这真是遗憾的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乔哭。” 　　我在医院里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儿不能来看她，因为看她那种伤残的样子，她受不了，就写了些慰问的话。　　第二天，两个大女儿要开车回家。我15岁的女儿刚刚获得了驾驶执照。开出医院不远，另一辆汽车从侧面开来，越过了停车标志。救护车把两个女儿又送回到医院。　　急诊室的护士们从她们母亲的事故中已经认识了她们俩。护士到楼上叫了我。我对妻子说，我要去买瓶可乐，顺便走一走。她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马上就告诉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道：“她们今天晚上怎么不来看我？”我说：“她们有许多家庭作业要做。我叫她们待在家里。” 　　两个女儿伤势并不严重，只是伤了几道口子，缝了几针。她们受到疗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当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飞机赶来，这样随时也可以照料他们的外孙女。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干了什么坏事？从1976年夏天我就着手隐蔽工作，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的夏天。两年里，我在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这两天里发生的事，把两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　　我希望目前的境况允许我把我的家庭说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有哪些亲戚和朋友，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可以说说各人的名字。　　其实，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称姓名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原来的姓“皮斯托尼”，而换了另一个姓。无论怎么说，我们出门时从来不用皮斯托尼这个姓。我每干一件事就换一个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女儿们换了叶娄罗克、维特斯通等一类的姓，她们总要受到一番戏笑，她们不姓皮斯托尼心情还是很高兴的。我的感觉是：她们最终总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变的①。　　①　美国女孩子嫁出去以后，就不再与父母同姓，而与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姓。这样做只是要给那些想跟踪我的人增加一点难度。可这么做，除了我以外，别的人都感到麻烦。我妻子有时在机票服务台时就弄糊涂了，因为她不记得我这天要用的姓。要么到洗衣店为我取衣时，往往找了好几件以后才找到我换了姓的衣服。　　我长期不在家，给家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一个丈夫从来都不在家，这叫什么结婚啦？”我妻子常常在电话中抱怨。如果我们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恐怕维持不了这么多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渐渐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更多的独立于我——几乎是这个状况。她常常说，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没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自怜自叹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搬来才几个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刚刚从一次外科大手术中恢复过来。搬家以后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很难适应，连学校也不肯上。我给她们劝导、鼓励等，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而妻子是面临现实在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们事事都考虑到她。她劝女儿们带小朋友到家里来玩，时时为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烧吃的东西。她和最大的女儿一道出门——那完全是女人进城玩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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