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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食物可以带出去吃吗?”鲁道夫问道,他的声调可以听得出有些怀疑,这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在屋里回荡着。

  “鲁道夫,你照办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够十个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电话挂上,接着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个朋友和一群警察穿过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个小小的使命,在那里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在低头喝着汤,对他们的到来感到纳闷,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十份浓汤,外加面包。

  那位先生又听到直升飞机的声音时再一次来到窗前,他向外窥探,又向后退了一步,手捻着胡须,捉摸着形势。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需要动用直升机呢?可能是为了运送伤员吧?

  乌姆斯特德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坐立不安,这让拉夫特和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为他被捆在这两人之间,手腕连着手腕。他最后终于受不了了。

  “唔,先生,对不起,我实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①

  ①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学生用语,即男厕所,由men’s room变化而来。

  那位先生仍然手捻胡须:“男生屋?什么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乌姆斯特德说,样子真像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实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环视一下房间,发现咖啡桌上有一只瓷花瓶,又把枪一挥,命令我给他松绑。

  “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说。

  乌姆斯特德把花从瓶中拿出去,背朝着我们开始撒尿,时间可够长的,我们这时低头看着地板,他终于尿完了。这时那位先生又叫我们把会议桌挪靠窗子。这个会议桌有二十英尺长,是坚硬的核桃木制的。这个公司的家具都是这种质量的,我和乌姆斯特德一人把一头,其余人在一侧一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这个大桌子,直到先生喊声停,我们才住手,我们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马拉穆德和拉夫特绑在一起,而没有绑乌姆斯特德。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接着他让那个连在一起的七个人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但我估计他是需要一个屏障以防神枪手的射击。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已经派狙击手悄悄地爬上邻楼,大概先生已发现了他们。

  在站了五个小时之后,拉夫特和这一伙人终于可以坐了下来。乌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们就这样等候着。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会一个人有耐性。他长时间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心满意足的样子,双眼隐在太阳镜的后面,头一动不动。

  “有谁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赶出去过?”他无所指地含糊地问了一句,可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遍。

  我们面面相觑,困惑不解,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似乎在盯着桌子上的某处,就离克尔伯恩的脚不远。

  “你们不仅对无家可归的人毫不关心,而且还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

  我们只好点点头,就像按同一个乐谱唱歌一样。就是他用再难听的话来说我们,我们也会领受的。

  在七点差几分的时候,我们要的外卖已经到了。敲门声很响。那位先生又叫我打个电话警告警察说,只要他看到或听见外面有人,他就杀死我们当中的一人。我十分谨慎地向鲁道夫把这一警告做了传达,我并且告诉他不要企图采取救援活动,我们正在谈判。

  鲁道夫说他明白。

  乌姆斯特德走到门旁,打开门,然后等着那位先生发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后,枪口离乌姆斯特德的头不超过一英尺。

  “慢慢地打开门。”先生说。

  我在先生身后几英尺处站着,门开了。食物是放在一个小推车上面的,就是我们律师专职助手拉我们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种小车。我可以看到四个大塑料盒的汤还有一个牛皮纸袋子,里面装的面包。我想知道有没有喝的东西,我们始终没有发现。

  乌姆斯特德迈出走廊一步去拉车,正要向回拉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会议室里听起来特别响。原来一个警察神枪手就躲在戴维尔太太那张办公桌的背后,离会议室有四十英尺远,但他对他要找的目标却看得一清二楚。当乌姆斯特德低头去拉车时,那位先生的头在瞬间暴露给他,那位神枪手就一下子把它打开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后一仰,连一声都没吭就倒下了,我的脸上立刻溅满了血和粘液。我还以为我也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当时痛得惊叫了一声。乌姆斯特德在大厅里也叫喊起来。原来在桌子上的那七个人都像遭训斥的狗一样从桌子上爬了下来,其中一半人拖着另一半人,叫喊着向门口冲去。我跪在地上,紧闭双眼等候炸药的爆炸,接着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门,逃离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我打开了锁,把门撞开,当我最后看那位先生时,他还在一块十分贵重的东方地毯上抽搐着。他的手摊放在两侧,根本不在红色导火索旁边了。

  这时门厅里挤满了警察,都戴着吓人的头盔,穿着厚厚的坎肩,又有几十个人,都猫着腰,匆匆赶到。他们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他们把我们连搀带架穿过接待大厅,直奔电梯。

  “你受伤了吗?”他们问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伤没有。我的脸上和衬衣上都是血,而那种粘稠的液体后来医生说是脑浆。

  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一楼等候,他们尽量呆在离那位先生远一些的地方。办公室和门廊里挤满了我们的同事和熟人,有好几十人,都在等候着我们获救,当他们看到我们时,只听得一片欢呼声。

  因为我浑身是血,他们把我送到地下室的一个小健身房里。这个小健身房也是我们公司的,但这些律师们从来不用它。因为我们太忙了,几乎没有时间来锻炼,如果发现谁还有闲工夫,准得又派上更多的活儿。

  医生立刻把我包围了,我的妻子却不在其中。我向他们解释说这血不是我的,他们立刻松了口气,所以先给我做了一个常规检查。血压有些上升,脉搏快得厉害,他们给我服了一片药。

  我真想洗个淋浴。他们却把我放在一张桌子上,让我躺下观察我的血压。“我是不是要休克?”我问道。

  “恐怕不会。”

  我真有一种要休克的感觉,克莱尔到哪儿去了?整整六个小时我就在枪口下度过的,生命随时受着威胁,而她竟不肯像其他人的家属那样在这里等候。

  淋浴的水很热,我洗了很长时间,我用香波把头洗了三遍,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让水冲刷着我。时间好像凝固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身上还散发着热量。

  我换上了一身别人的运动服,衣服太大了些。接着我又回到桌子那儿去再做一次血压检查。我的秘书波利走了进来,久久地拥抱着我。这时我真是渴望这种拥抱。她的两眼充满泪水。

  “克莱尔在哪儿?”我问她。

  “她在当班候诊,我一直在打电话给医院。”

  波利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已不会持续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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