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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七
“关于这种飞机，我们还有争论。德国佬从你们海军那里仿造了这种飞机。我们司令部对此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驾驶员在可以预测的垂直航线中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小伙子打下不少斯杜加式俯冲机。而且，还得俯冲顺利。投弹命中目标。不过，我得向那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驾驶员致敬，他们能在海里一小块摇摇晃晃的地方着陆。我却要回到我那广阔无垠、稳如泰山的大地母亲的怀抱，我对它越来越热爱了。” 　　“啊，我有个情敌啦，”帕米拉说。“我很高兴她是那样古老，又那样平坦。”伽拉德扬起眉毛，向她微笑。“不过你还是愿意她爱上我，是不是，帕姆？” 　　吃饭的时候，他对维克多·亨利详细讲述了双方战斗机采用的战术。伽拉德兴致勃勃，把两只手突然放下来表示操纵的情况，滔滔不绝地用了一大堆术语。他现在才显得轻松了，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里，异常兴奋地微微笑着。他所谈的都是重要情报，帕格想尽可能记在脑子里。他要了烤牛肉，还有法国红葡萄酒，但是酒他喝得很少。帕米拉终于抱怨说这瓶酒全是她一个人喝光了。 　　“我需要充沛的精力，”帕格说，“比台德更需要。” 　　“那类节制饮食的英雄好汉们已叫我腻味了。我自己宁可做一个胆小的醉鬼。” 　　伽拉德在吃第二份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他吃得很多，说过去三个星期，他几乎掉了八磅肉，要在三天之内补回来，这时侍者头儿给他送来一张字条。伽拉德把字条揉作一团，用餐巾擦了擦嘴，走出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座位上，朝他们笑笑，继续吃起来。 　　“帕姆，情况有变化，”他把菜吃完，突然说。“我们营轮休取消了。等天凉些才有假。”他朝维克多·亨利笑了笑，用十个手指轻轻敲打桌子。“我倒不在乎。如果周围热火朝天，而自己却站在一边，反倒叫我心里不安。” 　　在这张小餐桌旁的沉寂空气中，维克多·亨利感到这一命令远远不止预兆着重新征召一个疲惫而焦躁的飞行员，再度把他送上天空将产生的危险。这标志着英国皇家空军已经穷于应付了。帕米拉问：“你什么时候必须回营，明天吗？” 　　“照说，我现在就该回去了，可是跟你们在一起，我太高兴了，太喜欢吃我那牛排啦。” 　　“我可以用车送你到毕京山。” 　　“帕姆，真的，他们会从各种低级旅馆、公共场所把人找回来，他们把找到的人集合起来一起走。”他看看表。“我要走了，不过晚上时间还早。你应该去看看诺尔·考渥德的戏。听说很滑稽。”帕格连忙说：“我想我该让你俩谈谈心啦。” 　　这位皇家空军飞行员盯着他的眼睛说：“怎么，您再多听一会儿帕米拉酒后的胡言乱语就受不了啦？别走。好几个星期以来，她还是第一次这么有精神呢。” 　　“好吧。我想我是受得了的。”帕格说。飞行员和帕米拉站起身来。帕米拉说：“就要走吗？好吧，我们可以慢慢穿过这条长廊。” 　　帕格站起来伸出手。台德·伽拉德说：“祝您运气好，亨利上校，祝您那个在无畏式俯冲机上的儿子运气好。告诉他我推荐桔子水。到毕京山飞机场来看我们吧。” 　　剩帕格一个人在桌旁。他坐下用餐巾擦擦右手。伽拉德的手非常湿。 　　几天以后的某个下午，他当真参观了台德·伽拉德的中队。毕京山位于伦敦东南。如果德国轰炸机越过英吉利海峡进犯他们最近的机场，这里正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德国空军决定炸平毕京山，因此机场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飞机残骸、被焚毁的没有屋顶的飞机库、炸坏的跑道，还有焦的木头、炸毁的排水沟、炸塌的泥土和炸碎的水泥，到处散发出冲天的臭气。帕格来到的时候，压路机正四处吼叫着修补跑道，两架飞机刚刚着陆。机场上到处停放着短粗的战斗机，穿罩衣的机工们爬上爬下，忙着修理，嘴里愉快地大声说着不干不净的话。机场显得十分繁忙。 　　伽拉德脸色很憔悴。但比在萨沃伊小餐厅时高兴多了。在一个疏散了的兵营里，他把帕格·亨利介绍给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一个个眼窝深陷，头发篷乱，穿着满是皱折的军服、露羊毛边的皮靴和黄色救生衣，懒洋洋地躺在椅子里或铁吊床上，有的光着头，有的把窄小的蓝帽子歪戴在一只眼睛上。这位身穿军便服的美国海军上校的到来使他们的谈话声突然停止了，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只听得收音机里播送的爵士乐。随后，一个看来象从来没有刮过脸的、面孔红红的飞行员，递给帕格一杯浓茶，并且用友好口吻攻击海军的无用。他说，他飞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曾经被一艘英国驱逐舰击落，因此他可能有点成见。帕格说，为了海军的荣誉，他对这件蠢事表示遗憾，但作为英国的朋友，他对这样的射击术表示钦佩。他这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他们又谈起飞行，起先还有些拘束，后来就把客人抛到脑后了。有些行话他听不谨，但眼前的情景一目了然：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几乎昼夜不眠，意外事故和战斗中损失飞机太多，而德国战斗机又比他们多得多，但是在这个人数锐减的中队里，有一种决一死战的、豪迈而奋激的高昂士气。帕格了解到战争开始以来，几乎有半数以上的飞行员已经牺牲了。 　　六点的新闻开始以后，他们停止谈话，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这一天只有一场小战斗，双方击落飞机的比率是三比二，德国空军居下风。飞行员们互相翘起大拇指，稚气地笑起来。 　　“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伽拉德送维克多·亨利上车时在路上说。“当然，您一进来。把他们关于女人的谈话打断了。我是中队里的中年人啦，他们也不大跟我谈这些。这些年轻人不飞行的时候，动人的经历可多哩。”他对帕格会心地笑了笑。“有人心里纳闷，他们怎么还有精力爬上他们的飞机呢？可是，他们照样爬上去，一点也不错。” 　　“活着而且年轻，真是黄金时代啊，”帕格说。 　　“是啊。您问过我士气怎么样。现在您亲眼看到了。”他们在汽车旁握手的时候，伽拉德腼腆地说：“我应该感谢您。” 　　“谢我干什么？” 　　“帕米拉要回英国。她告诉我，他们在华盛顿无意中遇到您的时候，她正拿不定主意呢。她决定跟您商量，您的话对她起很大影响。” 　　“嗯，我感到很荣幸。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相信她父亲离开了她照样会生活得很好。” 　　“韬基吗？他会比我们都生活得好。” 　　“不太顺利，”梯莱特少将说。他开着汽车从玛宝门前许多甲虫似的、湿漉漉的黑色出租汽车中穿过去。天气变得多雨多雾了。珠灰色的灰暗笼罩着闷热而潮湿、毫无战争气氛的伦敦。人行道上，人们撑着伞熙来攘往。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警察的胶皮雨衣都在雨中闪闪发光。神秘的伦敦披着单调的、和平时期的晨衣。 　　“毕京山的士气真不坏呀，”帕格说。 　　“是吗，您去过了？士气是毫无问题的！数字却很糟糕。也许小胖子戈林也缺少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很缺少，这是肯定的。缺少得厉害。我们不知道山那边的情况。我们只是坚持着，寄希望于未来。” 　　他们开车前进，雨渐渐住了。不多时，柔弱的阳光照到一排排望不到头的、清一色的潮湿而肮脏的红房子上，也射进车里。梯莱特说：“我们气象学家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说雨下不久，德国佬今天可能来。说来奇怪，英国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好夏天，偏偏又赶上德国佬来空袭。” 　　“天晴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德国佬选中目标、投掷炸弹是有利的。可我们的截击机也更容易发现敌人，把敌人击落。如果要我们选择，我们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大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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