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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第九章 约会

  纳哈姆·施姆茨不惹人注目地穿过所罗门·谢拉顿王饭店的大厅,从一群游客中间挤了过去,走下楼梯,经过日本餐馆,走进美国餐馆中。浅色的橡木家具、深绿色的家具装饰布和镜子般的墙面,塑料封面的菜单,装着假古董的玻璃盒子。很漂亮。那个女人喜欢美式食品。

  和往常一样,他来早了,而他也正想等她。但她却已经到了,正坐在设有镶镜面的凹室里一个火车座中,读着菜单——虽然她很可能已经记住那些菜了——手边放着一杯咖啡。

  她看见他,微笑着朝他招招手,很漂亮。

  应该说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很漂亮的了。

  虽然他明知道笑脸是刻意做出来的,他还是喜欢看她。比起为了让性罪犯程序一案运行而做两个小时的笔头工作来,和她见面要愉快得多。

  一位女服务员主动帮他找座位。他告诉她自己要与那位夫人坐在一起,接着就向火车座走来。她过分热情地问候他,伸出一只骨骼很好看的手,说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

  “太久了,”施姆茨说,“肯定有三、四个月了。”从上次联系至今有三个月,而从在艾拉特的那个晚上至今已经十个月了。”

  “确实如此。请坐,亲爱的。”

  一名金发碧眼带美国北方口音的服务员走过来,递给他一本菜单,听他点了一杯加柠檬的热茶后便离开了。

  “你气色不错。”施姆茨对她说。这句话虽然没有说完,倒也是他的本意。她把头发染成了接近栗色的深棕色,但不慎保留了几根灰白的发丝。她穿着剪裁合体的米黄色亚麻布西装,领子上的黄玉胸针更衬托出了她的棕色眼醇。她的化妆品使用得很有效果——使她的皱纹柔和了些,而不是试图去掩盖它们。

  总而言之,她是第一流的优雅人物。她的身材棒极了,玲珑有致。他曾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故事:1950年她成了寡妇,开始在海外巡回演说,从伦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在纽约呆了很长时间;她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发了大财;她卷入了艾赫曼大搜捕中;她利用她亲生的孩子作为掩护。没法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胡说八道。现在辛·贝特拥有了她,她终于呆在了离家近的地方,虽然施姆茨还是不知道她的家到底在哪里。有一次他曾经去查过文件,试图找到她,想跟踪她到艾拉特去。可回答总是:没有她的地址。没有她的电话号码。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先生。

  她微笑着,手交叠着放在面前,施姆茨却在想象她正在承担的那种职责:在领事馆的宴会上啃着鱼子酱烤面包的社交界女总管。安慰公园长椅上的老奶奶,喂她的孩子吃甜食,尿布也要抢占她钱包里九毫米宽的空间。富有的女游客下榻在饭店套间里,与某位来访的显贵所住的套间刚好相邻,用听诊器贴在墙上听,听到古怪的机器旋转的声音和“嗡嗡”声。她不必去做文字工作,也不必对垃圾箱进行监视。

  艾拉特的那一夜应该算是一次侥幸,是执行完任务后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吧。

  他环视着餐馆。房间对面坐着一群美国大学生,三女两男,很可能是希伯来大学的。晚上到城里来吃顿饭,免得去吃食堂的饭菜。九美元一个的汉堡包和可口可乐。

  在远远的另一头坐着一对年轻夫妇和两个小孩。丈夫留着胡子,戴眼镜,看上去像个教授;妻子个子不高,姜黄色的头发,是个真正的游客,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大约有六岁,另一个还要小一些,他们喝着牛奶,开怀大笑。他偶然听见几个谈话的片断,是美国口音的英语。他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的短裤和马球衬衣。也许他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你永远无法确切地了解他们。

  在其他方面,这个地方可说是死气沉沉——大多数旅游者都是笃信宗教的人,在大卫王路吃了安息日的斋饭,因为那里的装璜更为传统一些。

  “没有太多公事。”他说。

  “吃完饭再说。”女人说。

  服务员端来了他的茶,问他们点好菜了没有。

  她点了一份小牛排和带土豆条的炒鸡蛋——把这称为法式炸土豆——又点了咖啡。他中午在科哈维那里吃的什锦烧肉还没有消化掉,就只点了一筐蛋卷、冰淇淋和果冻。

  他们吃饭时只谈了些轻松的话题,她要了苹果馅饼作为甜食。服务员把碟子收走以后,她把钱包放在桌上,取出一只粉盒,打开它,照了照粉盒里的镜子,抚平几丝并不乱的发丝。在她整理自己的时间,施姆茨注意到她的钱包是开着口的,这样他就看见了里面的录音机——是个日本产的微型机,声控,只有一盒烟那么大。高科技。她们那种人喜欢这个。

  “我明天要上街购物,亲爱的。”她碰了碰他的手说。这个肌肤的接触唤起了许多回忆,柔软雪白的皮肤上盖着黑色的丝绸。

  “你需要些什么吗?”

  明知故问,他对她说。


  第十章 失眠夜

  还很小的时候,这个狞笑的男人就开始失眠。

  他一向害怕黑夜。即使最轻微的声音也可以令他惊醒。本来,一杯热牛奶和一个童话故事就可以便他安然入睡。但他却从来没有得到。相反,他总是被奇怪的像沉重的机器声音惊醒:他的父母又在彼此撕扯着对方。

  永远是这样,可怕极了。他一个人独自坐在黑暗里,床板很硬,手指和脚趾冰冷而僵硬。他倾听着丑陋的声音不断传来,感到自己的嘴里满是生橡胶的苦味。

  最开始,他们是在楼上做的——说不走是他们俩的哪一间卧室。碰撞声和叫喊声不断传来,他总是感到无处藏身。他裹着毯子溜到床下,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一阵阵凉意让他的手脚更加僵硬。

  他缩在壁橱的一角,用牙紧咬着右手拇指,左手紧紧抓住冰冷的桌脚。屋里漆黑一团。

  不敢听。又无法不听。

  他们有时也会在楼下进行这种战斗。在他五岁之后,他们就固定在图书室——“医生”的屋子里。

  除了她,所有人都叫他父亲“医生”,他也就认为这是父亲的名字,也总是叫他“医生”。每次他这样叫的时候,周围的人们总是笑个不停,他觉得自己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就“医生”、“医生”叫来叫去。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医生”并不是父亲的名字,但已经改不过口来。

  医生经常整日都在做手术,晚上就睡在医院里不回家。医生回家的时候,也总是很晚,他已经上床了。第二天他还未起床时,医生就赶去上班。父子俩很难见面。他开始甚至记不得医生的脸,他为医生画的画像总是面目扭曲而狰狞。他后来才发觉,这种情况像癌症一样扩散开来,每个人的脸都在他面前扭曲起来。一切都是那么无法抗拒。

  好像他的神经也开始扭曲,撕裂。他感到孤独、恐惧、脆弱。他知道自己不该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但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知道自己无法管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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