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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莫赫纳柯夫的背上、肩章上都沾满了脏乎乎的雪泥，短大衣的领于撕开了一大半，迎风摆动着，上面一片血肉模糊。鲍里斯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着。这个悄然无声摆动着领子也好象一块木板在拍打着他的脑袋。鲍里斯一面跑着，一面抓起沾着焦烟和火药味的雪块吃着，肚子的感觉倒还不太凉，只是内脏似乎给扎了个通透。原本堵在那里的呕吐感觉稍稍缓解了一点，接着似乎凝成一团转移到了胸口。中尉开始加快了呼吸，大口大口地、畅快地吸着气，凉气好象直钻到肠子尽头。他开始对周围的声响有了知觉：听到了寒风的呼啸，伤员们的呻吟和远处战斗的轰隆声，本来犹如飘渺梦境的眼前景象都变得清晰可辨起来，他终于恢复了清醒的意识，不再神志不清地看待周围事物了。 　　被击毁的坦克敞开着舱口，大雪在它上面飞旋着，坦克冷却了下来，透体冰凉，发动机马达的罩壳上密密层层地长出了雪白的冰针。钢板爆出的声响十分刺耳，叫人牙齿发酸。一半埋在雪里的坦克已经不成模样，不会令人望而生畏了。准尉看到女卫生员没有戴帽子，就把自己的帽子脱下来，随便地往她头上一磕，轻轻地拍了一下帽顶。姑娘对莫赫纳柯夫连瞅都没瞅一眼，只是稍稍停了停脚步。她把两手伸进冻得皱皱巴巴的坎肩里，伸进敞着须子的军上衣里面，藏在胸前取暖。 　　鲍里斯·柯斯佳耶夫排里的两名战士卡雷舍夫和马雷舍夫把伤员拖到坦克边上避风。 　　“都活着呀！”鲍里斯叫了起来。’ 　　“您也活着呀！”卡雷舍夫也十分高兴，他的大鼻子使劲儿地吸了一口空气，竟把系帽子的带子也吸进了鼻孔。 　　“可我们的机枪被打坏了！”马雷舍夫一半象是汇报，一半象是认错。 　　莫赫纳柯夫爬上坦克，把挂在舱口的、还没有变硬的军官尸体推进了座舱，死尸咕咚一声象是掉进一只空桶。准尉为了以防万一，端起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自动步枪往坦克里扫了一梭子，用手电照了一照，跳回雪地上说道：“当官的全死在里头了：满满的一舱！想得倒真美！叫当兵的冲在前头当炮灰，自己躲在装甲车里……”他俯身对女工生员问道，“绷带够吗，医生？”姑娘对她挥了挥手作为回答。排长和准尉挖到了一根电线，就顺着电线找去，但隔不多时就从雪堆里拖出一个衣服破烂的人，后来找到通讯员的掩体就全凭揣度了。通讯员是被坦克碾死在掩体里的。还有一名德国军士和他一起被压死。报话机被碾成了碎片。准尉捡起了通讯兵的帽子，在膝盖上磕掉了帽子里的雪，就戴到了自己头上。帽子显得小了些，紧紧地绷着，勒得准尉宽大的额头都发白了。帽子浸透过汗水，上面的人造毛都赶毡了，一小球一小球的象是灰色的钢渣，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那黑乎乎的、冰凉的旧帽子上的一枚红星才显得格外艳丽，显得特别喜气洋洋。那还是不久以前，约摸一个星期以前的事儿了，步兵连里发下了崭新的、“真正的”红星，不再使用战士们自己用罐头铁皮上造的红星了。通讯兵那仅存的一只手掌里还紧握一根铝制的倒刺钉，德国人用这种钉固定帐篷，而到了我们的电话兵手里却用来接地线。德国通讯兵配备有弯把的电工刀、地线、尖口钳和其它一应俱备的工具。我们的战士们却用双手、牙齿和庄稼汉的机灵劲儿代替了这一切。看来通讯兵是在德国军士扑到他身上的时候用倒刺钉把他捅倒的。后来是坦克的履带把他们一起碾死了。中尉背过身去迎着寒风眨了眨眼睛，竭力想控制住嘴唇的颤抖，想记起通讯兵的姓名，但是他想不起来，因为这名通讯兵是从连里派来的，哪能记得住全连那么多人的姓名呢！连里有很多通讯兵，他们在步兵里都呆不长，牺牲得很快。中尉干咳了几声，回转身来却看到在被坦克碾死的通讯兵和德国军士躺着的地方垒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原来是准尉用毡靴把和着泥块的雪堆到了尸体的上面。现在他正歇着，用短大衣的领子擦着脸，一边往外吐着掉在嘴里的头发，一边警觉地环顾四周的状况。 　　在排的阵地上留下了四辆被击毁的坦克，在它们的周围东倒西歪地躺着一具具埋在雪里的尸体。那些胳膊、大腿、步枪、保暖壶、防毒盒、打坏的机枪、还在冒着浓烟的“喀秋莎”凌乱地戳起在雪地里。大雪覆盖的困野上弥漫着硝烟。“联络一下！”耳朵还不太好使的中尉用指尖上结冰的手套擦了擦鼻子，嘶哑地喊道。 　　准尉把手套在自己的额头旁挥了一下，意思是说：懂了。他朝坦克残骸的方向点了点头，向中尉示意，那里正不断有人聚拢过来。准尉自己走过去把排里剩下的战士集合起来，吩咐他们从盖满了雪的避弹壕里把弹药箱挖出来，用铁锹清理单人掩体和火力点；他派了一个比较机警灵活的战士去找连长，如果找不到连长就直接找营长报告情况并接受命令，说不定还能搞到点吃的或者喝了能暖和身子的东西。 　　战士们从坏坦克里搞到了一点汽油，把它泼在雪上，点起了火，把那些打坏了的步枪、自动步枪的枪托和形形色色的战利品统统扔进去，燃起一堆篝火。女卫生员烤了一会儿手，把身上拾掇了一下。准尉给她拿来一副军官用的毛皮手套，又给了她一支烟。女卫生员坐在篝火旁的通讯兵用的电线木轴上，闭上了眼睛，不紧不慢地抽着烟，不知是在想什么，还是暂时摆脱了一切思绪在打盹。她连眼睛也不睁开要求给她再卷一支烟，点着以后，重又呆住不动了，只是轻声地和准尉交谈了一两句话。 　　准尉爬上坦克，用手电照了一下象墓室一般冰冷的座舱。鲍里斯又一次感到很惊讶了，那些老战士能那么快融洽相处，而且不消几句话，甚至完全不说一句话就能相互理解。好象他们之间有某种内心的默契和心灵相通之处。他们也是一模一样普普通通的人，有胳膊有腿，挨冻的同样是血肉之躯，经受一样的伤痛和苦难，但他们总好象是另一种类的人，他们自行其是，有着非常复杂的道德观念，而且使用他们自己的、不易为局外人所理解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消多少词汇，却能囊括战争所必需的一切意思，而且用战壕生活的标准来看有着极其崇高的涵义，而就理解这种崇高的涵义和领会战争中某种简单和重要的道理来说，这些久经沙场，浴血奋战过的老战士们相互间竟那么亲密无间。俗话说：“战死的一个顶得上活着的两个”对照这些老兵，不要说讲这种话，就是想一想也叫人脸红！这话是不该讲的。鲍里斯经历了这一切，早就不那么想了，人可不是手里玩的纸牌，皇帝吃皇后，爱司吃皇帝，一目吃一目……在战场上他不止一次地经历过那种时刻，当时他想，如果换一个时间、地点、条件，他要对所有的老战士脱帽致敬，这些老战士辗转战场已经第三个年头，哪怕是机器也该用坏了，应该报废回炉了。他首先要对这一位疲惫不堪的姑娘鞠躬，这一位手指象男人一样被熏得发黑，耳朵里满是脏土的、脸上一块块青紫、眼泡浮肿、嘴唇被烟草熏得发黄的姑娘，连年龄也叫人难以判断，也许是十九岁，也许是三十上下了。 　　“有……啦……”准尉在坦克里大声喊叫着。这叫声就象是从地狱里传来似的。鲍里斯甚至颤抖了一下，但姑娘却依然坐着，毫不动弹，只是对着那即将熄灭的髯火越来越低地垂下了头。 　　莫赫纳柯夫一面把铝制的水壶摇得晃荡响，一面钻出了坦克。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伤员每人一口！”莫赫纳柯夫断然宣布，“还有……给医生留一点！”他对女卫生员挤了挤眼。 　　她接过水壶，拧下盖子，倒了一点酒在盖子里，闻了一闻，用舌头尝了一下，这才把水壶对着伤员们一张张象雏鸟待哺似地张开着的嘴巴里挨个儿倒进几口烧酒，一名烧伤了的“喀秋莎”炮手大声叫喊着，他那发白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姑娘小心翼翼地往炮手烧得肿胀出血的嘴里滴了点酒，但是他呛着了，酒从嘴里喷了出来；她惋惜地摇了摇头，在他面前愣了一会儿神。炮手重又尖声嘶叫起来，声音揪人心肺，毅裂的嘴唇里血流得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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