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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4)


  我跪在临窗的椅子上,观看午后的街景。阳光灿烂,一阵大风欢快地吹着。半小时之内,我们又要坐下打桥牌了。窗户紧闭,热水河开得足足的。我想到了总要我去收拾烟灰碟,乱七八糟地堆满染着唇膏的捻扁的烟蒂和丢弃的奶油巧克力糖。我的智力是在学习快照摄影,学习如何组织美满家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头脑很难适应桥牌这玩意儿;再说,她的朋友们也不耐烦同我一道打牌。

  我觉得有我这样一个年轻姑娘在场,他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谈话,正像在饭后水果端来以前,当着客厅女仆的面不能畅所欲言一样。因为有我在场,他们很难一下子打开话匣子,说些既有诽谤中伤又有影射暗示的闲话。于是,男客就会装出一种很不自然的热忱,问我一些滑稽可笑的有关历史或绘画的问题。他们以为我离开学校不久,与我攀谈,只好说说这些。

  我叹了口气,从窗口回转身来。阳光充满着希望;大海在劲吹的风中掀起白浪。我想起一两天前曾路经的摩纳哥,那儿的某个街角有一座歪斜的房屋,弯身倾向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在高高的倾圮的屋顶处,有一个狭缝似的窗口,这窗子背后也许曾住过中世纪的古人吧。从书桌上拿起铅笔和纸,我心不在焉地画了起来,全凭想象画出一幅苍白的、带鹰钩鼻的侧面头像,阴郁的眼睛,一道高鼻梁,挂着嘲笑的上唇。接着我又给画中人加了一撮尖尖的胡须,领口处镶上花边,就像那位大师在许久以前一个逝去了年代中所画的一样。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开电梯的侍者,手里拿着一封便柬。“夫人在卧室里,”我告诉他。可是他却摇摇头说这封信是给我的。我拆开信封,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笔记簿纸,一个阳生的笔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原谅我,今天下午我太无礼了。”

  就是这么几个字,既无签名,也没有抬头。但信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而且居然拼对了,这是很难得的。

  “有回信吗?”侍者问我。

  我从那几个草字上抬起头来,答道:“不,不。没有回信。”侍者走后,我把便束塞进衣袋,又去看我那张铅笔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再喜欢它了。那面容死板而没有生气,镶花边的领口和胡须竟成了煞费猜想的字谜中的点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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