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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卡里圆满地获得了学士学位，然后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研究生。那里的指导教师对于他的未来并不像我那样乐观，卡里只读了一年，然后回到河畔在公立盲人和残疾人学校里教书。他受到人们爱戴，忠于职守，先后在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北部任教。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梦想，同时庆幸自己在失明之前成为了教授。

　　卡里受到排斥壮志未酬使我耿耿于怀。我强烈支持盲人协会要求取消这种歧视行为的努力。重要的是，盲人协会是盲人自己的民权运动组织，不是别人为盲人而成立的。它诞生于罗斯福的新政期间，成熟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1时代。盲人协会抵制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反对有关限制盲人乘飞机旅游和禁止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餐馆的规定。它抗议语言中那些歧视盲人的说法，如把“死胡同”说成是“瞎胡同”等。盲人运动的目的是使盲人摆脱遭到忽视的现状，让公众听到他们的呼声。

　　我认识许多大学盲人教授，他们在事业上非常成功。雪莉的大学好友吉姆伯恩斯就是一个例子。吉姆五岁时由于一种极其罕见的青光眼导致失明。当他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寻找教师的职位。国家法律规定：如果其他条件全部合格，不得拒绝盲人申请教师工作。但法律未提到雇佣方面的具体规定，而教育当局要求所有教师必须拥有良好的视力。吉姆毕业后七年一直没有工作，曾在国家劳工部门的门口卖过报纸和糖果。洛杉矶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对这种践踏人才的做法十分愤慨，他鼓励吉姆申请一个以三年试用期为条件的职位，这样吉姆伯恩斯开始了为期三十年的心理学教师的生涯，其间多有建树。

　　我十分羡慕他的才能。他阅读三级盲文的速度超了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人(每分钟150个字，接近一般讲话的速度)。听他一边朗诵瑟伯的小说，一边用手指飞快地摸读真是一种享受。他在钢琴上弹奏巴赫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热情洋溢，潇洒之极。此外他还是一个极其幽默的人，兹有此君一首打油诗为证：

　　吉尔是个烟花女，
　　身价纹在酥胸上。
　　方便盲公行好事，
　　粉臀刺着盲文价。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沃纳马蒂和我一样，也是搞历史的，他在中学踢足球时不幸彻底失明。五年后，在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帮助下，他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他加入了大学生联谊会，伙伴们鼓励他尽量像常人那样生活，谈话时把眼睛对准对方，不要四处游移。结果，不少认识他的人根本不晓得他是盲人。他在附近一所师范学校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以助教的身份进入研究生院，最后返回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走运的是，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考伊。在他的指导下，他完成了以征服加利福尼亚为题材的博士论文，后来以《命运的使者》的书名出版。然而，伴随博士学位而来的却是寻找工作的艰苦历程，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寻找机会，然后来到波莫纳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农学院求职。经过三年的不断申请和反复接触，最后终于获得了正式职位，他在那里成功地工作了21年，并且担任了九年的历史系主任。

　　我不认识约翰格瓦斯米，但据说十分不幸，他是一位黑人盲人。格瓦斯米是人类学教授，他在《害羞的人》一书中描写了他在一个小村庄里进行野外考察的经历。那是一个盲人村庄，造成失明的原因是一种苍蝇传染的疾病。他说由于是盲人的缘故，因此他的发现是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得来的。他在书中描写了骤然响起和逐渐消失的丧钟、步枪的枪声、此起彼伏的狗叫以及操着本地语和外来语进行交谈的各种谈话。他的著作是通过“盲文书写器、打字机、录音机和一对善于聆听和富有洞察力的耳朵”写成的。他在盲人村进行野外考察时，陡峭多石的地理环境使他用断了六根导盲杆，最后不得不使用钢制手杖。

　　盲人村里的人和我以及美国知识界盲人十分遥远，有如隔世。他们漠然地接受命运的摆布，没有工作，只能沿街乞讨。人们经常使用“和瞎子一样贫困”的比喻，弦外之音，溢于言外。尽管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地改变着社会，但对于盲人则不然。儿童习惯为盲人作向导，人们普遍认为盲人受到了特殊保护。格瓦斯米的(以及我的)优越生活和他所研究的盲人遭遇形成了鲜明对照，发人深省。

　　罗伯特拉塞尔七岁失明。他身体强壮，曾获得过摔交冠军，“个头儿矮小墩实，像一只火鸡”。他努力完成了盲人学校的学业，然后到耶鲁大学读学士学位。他在大学里迷上了诗歌，和华兹华斯1、克尔律治2以及伊迪丝西特韦尔3一起，将“灵魂置身于春天和煦的阳光之中”。尽管失明使他感到“像一头怪兽被邪恶的女神拴在了天堂的大门之外”，但他继续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然后进军牛津大学的文学学位。尽管学业如此辉煌，就业方面却依然步履维艰。他在备受压抑的盲人工厂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以维持最低生活。多年来，他写过无数的求职信，经历过无数次毫无结果的面试，最后终于在宾夕法尼亚的弗兰克林-马歇尔学院找到了永久性工作。拉塞尔和其他人的遭遇使我不禁想到，如果我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前失明，如今的境况又会如何呢？

　　然而，学术界对于盲人毕竟还算友善。根据戴维泰奇的统计，美国至少有600名盲人教师，泰奇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全国盲人协会至少有两名领导人是大学教授，一位是加利福尼亚的雅各布斯布罗克，另一位是夏威夷的弗洛伊德马特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进化学家戴维斯吉拉特弗梅杰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会员，三岁时失明。

　　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是首先接纳盲人的领域之一，大学生在纪律方面较中小学生容易控制，盲人教师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全国盲人教育协会的费德里克施罗德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工作的盲人人数有了明显下降。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盲人比以往拥有更多的专业就业机会；雇佣机构错误地担心盲人无法应付大学教学科研的飞速发展；以及，对盲人儿童缺乏基本的盲文训练。据施罗德估计，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工作的盲人人数不到以前的一半。

　　出乎意料的是电视台准备在黄金时间播放一部有关盲人学者的喜剧作品。我参与了部分外围演出，产生了一种盲人教授也有出头之日的感觉。我的大学好友鲍勃托马斯担任联合报业协会的好莱坞编辑，他大张旗鼓地为美国广播公司创作了一部描写大学盲人教师的电视连续剧，取名“阳光先生”。他认识制片人吉纳雷诺德。许多名演员如亨利温克勒和约翰里奇等参加了拍摄。演员中还有一些同样著名的戏剧界人士，如杰弗里坦勃、南马丁和巴巴拉巴布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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