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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章 在森林里 　　慢慢走入黑暗世界和但丁的可怕旅程不完全一样。我的努力更像植物的卷丝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向四周慢慢伸延，需要试探着行走。例如，一节好的历史课要庞征博引，不仅要引用书信、日记和文件，而且要引用诗歌和文学作品。讲到西部的皮货贸易时，为了使内容生色，杰迪代亚史密斯、布莱克埃尔克、华盛顿欧文和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话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熟悉的段落如今已弃我而去，我的盲文阅读速度尚不够应付课堂的需要。不过，走运的是我认识一位具有甜润嗓音和出色才能的人，他就是我的好友唐斯脱腾伯格。他把我需要的段落录成磁带，上课时我只要带一架便携式录音机，在必要的时候按一下相应的按键就万事大吉了。 　　由于我在讲课过程中喜欢展示有关人物的图片和绘画，如阿尔弗莱德雅各布米勒和卡尔博德默尔，用幻灯和解说词把他们联系起来十分方便。我看不见，很难根据解说更换幻灯。然而，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在磁带上录入了可以控制幻灯机的信号，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不久，我又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方法。我同时使用两个屏幕和数百张幻灯片，它们彼此衔接，同时代的文献和画面配上相同时代的音乐。70年代的学生非常喜欢音乐，有时我和助手偶尔播放一些“甲壳虫”、或“克劳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乐队的幻灯，他们十分高兴。在讲述西部狩猎历史时，我们把“今天你打到了什么，野牛比尔？”作为背景音乐用非常小的音量播放，而讲到皮货交易市场时则换上“让好日子越过越好”的乐曲。这些精心制作的演示大约持续20分钟，和讲授的内容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些“表演”穿插在我所讲授的有关美国西部和加利福尼亚的两门主要课程中。为了使学生全面了解历史，每当需要突出渲染感情和艺术气氛时，如妇女在荒原定居时的寂寞、对西部英雄的男子汉气魄和暴力行为的崇拜、与印第安人签订盟约、以及攻占加利福尼亚后奇卡诺人的迁移等，我便使用这些演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为教学做出了贡献。我的同事罗恩托比说我是我们系里的塞西尔B.德米尔1(美国电影导演兼制片人，1881-1959)。我把这些手段用于教学之后很长时间，肯伯恩斯才利用类似技术为电视台拍摄了倍受欢迎的反映南北战争的历史文献片。然而，至少有两件事使我和伯恩斯不可同日而语四百万美元和浑浊的视觉。 　　盲文使我获得了基本拯救。发明盲文的路易布莱叶2真是太聪明了！盲文把人类的思想移植到纸上，由我把它们重新读出。我和过去写字或打字一样，把笔记记到单页纸上，然后根据主题把它们装订成册。我把用盲文写成的内容提要和笔记连同有关书籍一起放在书房，并在书脊上贴上盲文标签。上课时我运用了特殊一些技巧，我把讲授方案、构思和所需数据制成3×5英寸的卡片，一只手拿着卡片，一只手阅读。有时我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我常常把手插在口袋里一边用手指辨别盲文一边讲课。失明使人的记忆力得到何等强化！只有身临其境者才有切身体验。 　　标准二级盲文学起来不算太难，但这不等于说从阅读转向摸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约好几个月，我的手指辨别不出任何信息。我放弃了弹奏吉它，因为手上的老茧有碍摸读。我反复摸读“浓雾，浓雾的露珠”，最后取得了成功。 　　对于习惯了阅读的人来说，摸读永远太慢。这也许就是盲文永远无法和聋哑人使用的手语相提并论的原因。奥利弗萨克斯曾说，手势可以同语言分庭抗争，“它可以表达得十分精确并富有诗意，既可用于哲学分析，也可用来表达爱情。实际上，它的易学易用程度有时能够超过语言。”的确，一旦学会了手语，当你恢复听觉后也许仍爱使用，但盲文根本不是一回事。必须承认，盲文对于那些生来失明的人是有利的，如果他们恢复了视觉，每个字母都必须像儿童一样从头学起。但从书写和印刷方面角度来看，盲文确实很慢，并且没有任何其他长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向三级盲文进军。三级盲文是一种速记型版本。大多数音节压缩成一个字符，空格常常被省略。句子的大小写也取消了，因为大写字母可以靠上一个句点断定。几千个字被压缩成一至两个字符集。它是一种精炼的文字体系，去掉了语言中的多余成分。由于出现了很多帮助盲人阅读的电子装置，如今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三级盲文了。但对我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下意识里，我发誓决不做一个没有著作的历史学家，不做没有诗歌的荷马，不唱没有曲调的歌。失明之后，我在历史研究写作方面发现了不止一种的选择。我主要依靠至少其中三种：盲文及录音、现场朗读，以及后来出现的会说话的电脑。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首要问题是收集素材。然而，大部分材料是以印刷或书写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有多少能被盲人使用呢？有关所有历史题材的基本背景材料都有盲文版书籍和唱片问世，7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种多轨慢速放音磁带(播放速度为每秒15/16英寸，而标准磁带为每秒１7/8英寸)。但是，普通中等读物对历史学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各种历史文献、小报期刊和稀有书籍很快就会用到。对于盲人历史学家来说，请别人朗读是唯一的选择。 　　请学生为我朗读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失明的15年里，我每年平均请两到三个学生来帮助我，面对面地和我一起工作。他们有男有女，有新入学的大学生，也有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有的思想保守，有的比较激进。有人生性开朗，也有人一本正经。他们只要张口朗读五分钟，我就能了解他们各自的背景，胜过任何统计数据。他们是如何朗读那些很难正确发音的词汇呢？例如，他们如何念“开胃小吃”、“阿克琉斯”、“修昔底德”、“尼采”、“歌德”、“沙特尔”、“笛卡尔”和“爱丁堡”呢？当他们遇到个别词汇，如“热力学”或“同性恋”等，他们是如何处理的？是含糊地一带而过，还是清一清喉咙呢？当我听到他们把“耶稣受难”发成“骑兵”的读音时，我能估计出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有意思的事，当然是对我而言。 　　有时，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一位名叫“礼萨”的伊朗学生带给我阿月浑子果，我们一边敲坚果壳，一边工作。还有一次，他们给我带来了墨西哥甜面包。我把我的书题献给那些为我朗读的学生，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们的名单。 　　很多学生都是在联邦政府“工作学习”资助方案的支持下学习的。他们挣不到很多钱，因此对他们来说，利用课余时间或每天晚上为我工作一两个小时是非常合适的。我根据他们所学的专业安排工作。请历史或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为我朗读历史书籍，会使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然而，除此之外恐怕还有更多的收获。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有些盲人作家说，视力健全的人在盲人面前更易于表露天性，因为对方看不到他们虚伪的面具。我相信他们的话。不管怎样，我认为我的学生渐渐不把我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越来越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墨菲是一位患有截瘫的人类学教授，对此，他有同样的感受。每当他的学生离开他时都轻轻地拍一下他的胳臂。他说，尽管和其他指导教师一样，他身上不乏教授的威严，但“他们冲破隔阂，坚定地站在我一边我身体上的不便使他们更靠近我，因为我没有盛气凌人的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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