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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首先我得到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馆员的资格，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河畔校园新创办的文学院里任教。那时是1954年，距离我被宣判失明后大约12年。那段时间，一切都很顺利。我尽量使自己相信丹佛医生的残酷判决是误诊。虽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安营扎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烦。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等待过无数时间，没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莱德维尔斯特朗大夫的诊室那样昏暗和布满灰尘。可我必须承认，鲜艳的地毯和讲究的装饰没有使我感到轻松，频繁的就医常常唤起我埋藏在心底的忧虑。那些年，为是防止瞳孔缩小，防止里面的沉积物永远将瞳孔封闭，我必须每天两次往眼里滴阿脱品、澳洲毒茄碱、东茛菪碱或新辛内弗林。当可的松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出现之后，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里面上可的松眼药膏或眼药水。除此之外，那几年还使用过其他药膏药水。看病和药物治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从来没和外人提起过，即使是很了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这些对我来说和每天刷牙一样平常。 　　多年来主要给我看病的是埃玛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严格，说话严谨的德国眼科医师，诊所在丰塔兰。每隔几个月我去她那里诊治一次。在漫长的等待和视力检查之后，我熟练地坐到在那个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执行死刑的电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么时候对着裂隙灯抬起下额和抬高到什么程度。穆勒大夫打开令人眩目的强光，它越来越亮，像摄影灯一样直射我的眼球深处。我第一次去她那里看病时，她和我以前遇到的其他大夫一样，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键盘一样交替地检查眼压。后来出技术有了发展，她让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里滴一滴药水(可能是麻醉剂)，然后把一个老式的色谱仪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个微型天平，小指针来回摆动显示着眼压的读数。 　　然后，她在我的病历上写上几行字并且转过身来对我说：“海因先生，我发现变化不大。和以前一样上药，三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50年代后期，她告诉我眼中开始出现白内障，无法断定其生长速度，她将密切注视病情的发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但当时认为可的松能治疗葡萄膜炎，况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导致白内障，因此治疗和往常一样进行。1967年，我结束了历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从那时起到1970年，白内障像野草一样在一个潮湿的夏季疯狂地生长起来。 　　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进入了艾伯特瓦伊达所谓的“云雾时代”，他在伦敦失明时和我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那段时间里，每当我从光线明亮的地方到了暗处，眼前便会出现漂浮的烟云，原来缓慢移动的黑块儿此时疯狂地在眼前飞舞。 　　我使用过各种各样的视力增强工具，圆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镜、微型望远镜、架在书上的阅览器和带照明灯的放大镜。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话说，它们是“从床头或电话机旁向上斜视的大鱼眼睛”，“像儿童玩具一样塞满了抽屉”。 　　“后来我一听‘爱滋病’这个词，便会错误地联想起这些助视工具。”这是她的原话，绝非杜撰。 　　我开始用触摸笔写字，字母越写越大。我的备课讲义用黑体字书写，最后字迹大得每张纸只有六行。眼中的云翳变得越来越重。 　　你也许会问，既然是白内障导致失明，为什么不动手术摘除呢？白内障手术不会造成多大威胁，然而作怪的是葡萄膜炎。我的眼睛已经脆弱到经不起任何手术的地步。你肯定会彻底失明，大夫经常对我说，看来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我曾经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最后，我顺从的天性占了上风，因为从心底里，我是相信医生的。 　　穆勒大夫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她请来了三位同事(温特斯、艾肯和奥斯曼斯基医生)共同会诊。有人认为白内障摘除手术可以考虑，死马当活马医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左眼，情况远比右眼严重。他们承认确实存在危险，手术可能会使右眼恶化，并且导致眼球穿孔。除了彻底失明之外，剧烈疼痛在所难免，并且可能导致面部变形。我尤其担心最后一种苦难，担心别人看到你丑陋的双眼时的痛苦。 　　我们也曾到其他地方就医，去过威尔谢大街雷欧文医生的豪华诊所。他用力按我的眼球，问我看到了什么颜色。在好眼睛中我能看到红光，视力弱的眼睛则毫无反应。对于好眼，他在病历中写道：“豚脂化角蛋白沉积伴随中央角膜水肿及未成熟的皮质性白内障，边缘处可见带状角膜病变。”坏眼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前部角膜失去透光性，白内障已完全成熟”。双眼眼压很低，左眼尤其如此。关于白内障摘除手术，他的结论是：左眼不用再做任何考虑，根本没有治愈机会。至于右眼，他说：“我对手术非常犹豫，根据我的经验，在风湿性关节炎的活动期，白内障手术一般不会奏效。此外，手术极有可能带来炎症，使右眼和左眼一样，造成眼球萎缩。” 　　他和华盛顿国家医疗研究所的风湿病眼科专家王弗农博士探讨我的病情，但王未做出明确回答。在圣弗兰西斯科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员塞缪尔J.基姆拉医生见过类似的病例，他建议欧文不要冒然动手术。很明显，手术治疗的呼声不高。事实上，保守派的理论似乎更让我信服，我就这样拖延下去，穿着灰褐色的袜子，直到视力完全消失为止。 　　1970年我49岁。右眼最好的校正视力下降到20/800，左眼只能看到手在三英尺的地方挥动。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里，两只眼睛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光感。如果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能感觉出它和墙壁的区别。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走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笔直的道路消失了。”从那时起，盲人的路杆和盲文将一直陪伴着我。丹佛的医生会说：“喏喏喏，我说过它迟早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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