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外来者的经历与目光：命运、变迁与公正的建构和表达
作者：张伟兵
可以说，《三峡好人》通过主人公韩三明和沈红各自的寻亲经历，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处于社会变迁中的三峡库区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图景。同时这部电影也通过两个虚构的寻亲故事很成功地把三峡工程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融入其中，为观众展示了祛魅后的三峡，实际上同其它地方一样，是各种社会力量角逐的舞台。码头的走江湖者、小业主、下岗职工以及处于实力金字塔顶端的私人资本凭借各自的规则共同参与着对三峡的博弈。只有从这个角度，对《三峡好人》的内涵才能达到更深切的理解。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唤起我们对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更加公正的政策及怎样建设和谐社会的深切思考。
结语与讨论：变迁、命运与公正的社会政策
面对《三峡好人》为我们呈现和建构的差异如此悬殊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命运，我们必须去反思，在一个处于急剧转型期的变迁社会中，应该去制定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或公共政策，重塑生活的规则，保证不同人群去公正、公平地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东西。尽管每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是必然的，社会的分层是客观存在与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由于拥有的社会资源与影响力不同而被归属到不同的社会地位上，但一个公正的社会与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政策则会使这一过程变得平稳，使这一过程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受益者成为大多数，利益受损者则成为少数，或者能得到合理的补偿，少一些血的代价和教训。这才是一个正常而成熟的社会应该给予每个人的合理的生活和命运。《三峡好人》就通过一系列沉重的情节表达了这样的价值诉求。假如能在拆迁前做到合理细致的安置工作，保证每一个拆迁户合理的补偿标准和帮助他们拥有新的谋生方式，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钉子户”，用不着去“摆平”，就不会出现“小马哥”的惨死，就不会有流血冲突，不会有移民在安置办同工作人员争执的情景；同样，“唐人阁”的小老板就不会愤怒地发出“我在奉节混了几十年，乱朋友还是有几个的”的抗议声。
值得欣慰和充满希望的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变为注重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的主轴。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体制的改革与社会政策的创新，无疑会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03年以来，医疗、教育、住房、贫困、农村发展、弱势群体等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无论是政府还是整个社会，都需要社会政策学界作出积极的回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这不仅是因为，由社会政策构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础制度，还因为当前的中国对社会政策的研究与社会政策实务有着迫切的需求。这些必然刺激着社会政策的供给。可以说，《三峡好人》所呈现和揭示的所有社会热点与难点问题，几乎都可以划入社会政策的研究与实务范畴。我们需要不懈地努力、艰辛地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适当方案——这些社会政策的实践，正是为实现社会公正，正是为包括三峡库区人们在内的整个普通民众谋求美好生活所必须的工作。中国正在步入一个社会政策的时代。⑦
当然，现实是残酷的，公正的价值诉求的实现道路仍然艰辛和漫长。正如影片的结尾，韩三明带着一群拆迁民工回山西挖煤，就在他遥望故乡汾阳的同时，也深情地回眸了一眼寄托着他很多情感的三峡。他能安全地挣到“赎回”麻幺妹的三万块钱吗？他能再返回奉节吗？影片留给观众深深的思索。此时电影用了一个虚幻的象征画面：回家挖煤正如一个人在两个高楼大厦间走钢丝，一旦掉下去（象征遇到工伤或矿难），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当别的游客正兴致勃勃地欣赏壮美的三峡景观时，沈红则独自黯然神伤地坐在船舱中，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她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意中人吗？她能保证未来的意中人不会贪图权势而再次把她抛弃吗？结果不得而知。而生活依然要继续下去，每一个人的故事和命运仍然要上演。影片以无言的结局留给观众和世人的是长长的沉思。但愿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真诚地生活的“好人”能拥有好的结局，我们也坚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一定能出台和执行更多的、更公正的保护“好人”的社会政策。最后也祝愿贾樟柯能创作和拍摄出更多的在思想的深度和叙事的成熟度上更上层楼的优秀电影作品。
（作者单位：山西长治学院）
①马友平《变迁与静物<三峡好人>的主题学解读》[J]《电影文学》2007,(8)｡
②闫志刚《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J] 社会,2006,(1)｡
③李陀､贾樟柯等 《<三峡好人>:故里､变迁与贾樟柯的现实主义》[Z] 读书 2007,(2)｡
④李迎生《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陈利华《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J] 《环球》，2005,(15)｡
⑥参见《破解三峡库区经济困局——一个县长眼中的发展难题》[Z] 南风窗,2006,(5)｡
⑦王思斌《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J] 《中国社会科学》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