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外来者的经历与目光:命运、变迁与公正的建构和表达

作者:张伟兵




  可以看出,贾樟柯所执导的《三峡好人》正是对三峡的某种“建构”。贾樟柯的平民情怀和注重民生的视野使得《三峡好人》不是去关注作为休闲、享受、旅游和消费的“三峡”,而是把视角对准了三峡库区拆迁和建设中出现的很多不公正、不和谐因素,对三峡进行了自己的“问题宣称过程”,成功地建构和揭示了三峡库区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与社会问题。影片呈现三峡库区的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的技艺和策略是用虚构的两个“外来者”寻亲的故事展开的。同样作为外来者,游客眼中的三峡是奇美壮观的;而影片中的两个外来者,却是以普通生活者的身份介入到三峡库区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生活之中,见证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与相互之间的互动和利益纠葛。不同人物生活轨迹的变迁与命运的沉浮一览无余地显露在这两位寻亲的外来者和观众面前。通过这样的呈现和揭示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策略与手法,影片深刻地表达了对变动时代下弱势群体的生活与命运的关注,唤起了观众对真实的三峡现状的思考、对怎样实现和谐生活的期盼。
  正如欧阳江河先生所言:“贾樟柯面对如此真实的三峡影像,他在电影中放进了两个虚构的故事,但是这两个虚构的故事所唤起的又是生活中很真实的关于命运、记忆以及沉默的东西……”③但是,这命运、记忆以及沉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欧阳先生在他的评论中并没有说明。实质上,正如前文论证,命运、记忆以及沉默的东西是《三峡好人》所呈现和建构的三峡库区人民尤其是就地后靠安置的居民随着家园的淹没而对公正的安置、就业、劳动保护等社会政策的企盼与诉求,是对重塑生活规则与寻找新的生计方式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三峡好人》所建构的公正的主题是如何精心表达出来的。
  
  变迁时代的生活轨迹与公正的价值诉求的关联及表达
  
  根据上述判断,我们接下来讨论和透视《三峡好人》对公正的价值诉求及其人文关怀精神是怎样通过剧情一步步展开的。
  先从男主人公韩三明的经历与所见所闻谈起。
  男主人公韩三明寻妻过程中所经历和见证的基本上是三峡库区中下层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无论是到移民办质问移民款发放的居民还是以跑船为生的麻老大以及开家庭客栈的何老板,无论是拆迁的民工还是在码头“混日子”的“小马哥”以及断臂的下岗工人等等,都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中低端、拥有少量的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与权力资源基本无缘的人群。他们的日常生活朴素、平凡、单调,时不时也发生私人之间的冲突和武斗,抽烟、喝酒、讨论生计与挣钱的机会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交际礼仪和交际方式,而观看街头艺术团的通俗表演也是他们习惯的娱乐和休闲方式。整体来讲,“讨生活”是中下层人群的基本行动逻辑,他们对宏观的政治层面基本不予关注,对外在的压力尽管也在抗争,但收效往往微小。
  与男主人公韩三明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不同,女主人公沈红经历的则主要是中上层人物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与关系网络,她的目光所见证的则主要是依靠三峡的拆迁和建设而“富裕”起来的强势群体与资本拥有者。如沈红的丈夫郭斌、厦门女富商丁亚玲、召开专场舞会的某位设计跨江大桥的经济和权势精英等。这一切通过女主人公的寻夫过程得到了鲜明的揭示。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寻亲故事,片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发生直接的交往,但影片通过两位主人公各自的寻找过程,却把变迁中的三峡的许多人、事有机地勾连在一起,揭示了不同人物、不同阶层之间相互联系、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有力地唤起了对命运的关注、对生活的关切。比如,与韩三明有患难之交的混迹于码头的“小马哥”就是为郭斌卖命而死;断臂的下岗工人之所以遭遇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是与厦门女富商丁亚玲买断企业,完成企业的改制,造成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分不开的。由于失去赖以生存的工资收入,下岗的工人被迫外出打工谋生,在务工过程中遭遇了严重工伤事故。无论是韩三明,还是沈红,都亲眼见证了这个下岗职工的遭遇。由于工伤待遇无法落实,在韩三明的眼中,下岗职工经常靠抽烟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和无奈;在沈红的眼里,则目睹了这个断臂的下岗职工与他的妹妹及许多工人一起同厂长就工伤补偿问题所发生的激烈争执。命运是如此的戏剧化,相反,同样是普通职工的郭斌,却依附富商丁亚铃开始了向上层社会攀升的过程。再如,韩三明目睹了开“唐人阁”客栈的何老板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与协商的情况下被迫搬迁,住进了桥洞,可能永远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店铺;而沈红则经历了郭斌的拆迁指挥部人员与被拆迁户发生冲突的一起暴力流血事件。
  面对这一系列事件,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和背景?对这一问题,如果我们结合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就会得到一个清晰的解答。从现实看,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体制的变动、利益格局的再分配、产业的分化、企事业单位的改制与重组、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的拉大、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使中国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讲,生活开始变得捉摸不定和无法预测,变迁、分化与不确定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谋取个人与家庭利益的欲望成为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东西。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成果,但与此同时,由于快速变迁过程中一些法律、制度、机制的不完善或缺失,也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或实质是由于资源(利益)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具体体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相对或绝对获益及一些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相对或绝对受损(承受改革的代价)。④公安部2004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⑤三峡库区的人们无可避免地也在经历这样的变迁。不过,对他们而言特殊的是,在经历同样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还有伴随三峡水利工程而来的已有生活规则、生计手段在短期内的被动改变以及三峡工程对原有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就业体系的冲击。也就是说,三峡库区的人们承受着社会转型与三峡工程的双重冲击。比如,随着三峡大坝的施工,三峡库区的很多土地被淹,企业被迫搬迁,这就造成了原有产业体系的重新恢复过程与移民搬迁、移民就业的不同步;另外,为了保护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一些原有的比如污染性的产业被关、停、并、转,而新型产业的发育又有待时日,这在一定时期内也加重了库区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目前,随着国家以居民搬迁为重点的投资政策的结束,三峡库区的产业“空虚化”现象严重凸现出来,“三峡库区二期移民工作完成后,对产业‘空虚化’的感慨与无奈便开始出现在三峡库区的每一座城镇。重庆市有关官员表示,目前三峡库区产业空虚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了困扰移民安稳致富和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由于经济基础的参差不齐,三峡库区搬迁后新建的县城,充满了各种正常和不正常的社会矛盾,‘很多人没有工作’即为一个显著特征,所以‘经常会有人聚集起来,向企业要补偿或者向政府要工作’”⑥。电影中出现的16岁少女春宇求沈红给她介绍一份保姆工作、韩三明妻子麻幺妹落寞地说出“‘生活很不好’、女儿在‘更南的南方(东莞)打工’”等情节就典型地反映了三峡库区面临的严重的就业危机。同时,三峡库区的企业同其它地方一样,也在经历着破产、兼并、改制与重组的过程,大量的人员下岗失业,加上其中存在的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使得劳资冲突频繁和劳动关系出现恶化的情况,劳动争议案件不断出现。此外,频繁和严重的工伤事故与职业伤害也是目前中国劳动政策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怎样解决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怎样出台更公正与合理的劳动政策,加大对劳工的社会保护,这是目前包括三峡库区在内的整个中国面临的很棘手的一个问题。《三峡好人》以断臂的下岗工人及其妻子的苦闷与反抗、无奈与挣扎鲜明地指出了三峡库区以及整个中国面临的劳动关系危机。所有这些因素的迭加,使得三峡工程、三峡移民远远超出了水利建设这样一层含义,它背后所蕴涵的千百万库区人民的命运、国家移民政策的公正性、三峡发展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对深切的人文关怀的诉求就成为当今中国应该关注的重大社会焦点问题。《三峡好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它的镜头和情节实质上是以三峡为缩影,深刻地呈现和建构了处于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和许多不和谐因素,带给我们的是社会变迁、经济增长、产业发育与人的生活、福利怎样保持平衡、如何实现相互促进的深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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