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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期待思想与审美的双重飞跃

作者:周思明




  一
  
  “穷人”和“富人”概念的复活,使我们重新发现了“阶级”。“阶级”这个概念,如今已鲜有人提及,人们甚至以为“阶级”早已从共和国的地平线上消失,这个曾经如梦随影般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和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存活了很长时间的关键词,似乎已被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驱逐出去乃至寿终正寝。岂料却在21世纪的新语境中再度现身。原以为既然大家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大家都一心一意搞经济,团结和谐奔小康,何必再提“阶级”这个带斗争色彩的字眼。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阶级”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其间的矛盾冲突有时表现得相当激烈,比如劳资纠纷,比如老板欠薪,比如底层的受剥削、压迫。虽然性质有些改变,但阶级的客观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是再没有人这样叫罢了。阶级这个概念的复活,勾起了我们诸多的记忆。而打工文学的日渐勃兴,某种意义上,也表征着社会矛盾的无时无刻的存在。论及打工文学,使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一个如今非常流行的词汇:“底层”。“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在曹雷雨等译的《狱中札记》中,被翻译成“下层阶级”、“下层集团”。但是,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它方面是被置后的。
  从全球化视阈观察,底层研究已经日见深入,学界对底层也有了学术的定义。在美国,黑人作为一个外来民族,一个作为低等民族存在的民族,它本身有自己的文化,由于本身的受压迫地位,他们会有强烈的反抗欲望,反抗手段之一就是要竭力保存自己的文化,不使自己被强势种族同化。这样,他们就有一个保存自己文化的强大动力,他们的优秀文化也就得以保存。但是,中国绝大多数是汉族,底层的绝大多数也是汉族,这些同族的底层,由于文化的同一,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他们的文化都是来自主流上层的灌输,很难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底层叙事的打工文学的萌芽与勃兴,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思想意义与文化价值,它使21世纪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地走进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底层人民。本文专论的对象主体王十月,在我看来,可以看作是“底层”的代言者,是以文学的形式/作家的名义,为千百万、上亿底层打工阶层争取话语权的一名打工作家。这样说来,一位真正的打工作家,他肩上的使命委实重大和神圣。他的身后,簇拥着一个庞大的进城务工的农民阶级。
  打工文学无疑属于底层话语范畴。而打工者是打工文学的源头活水,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的精神归依。打工作家王十月把异乡、流浪、梦想作为叙事资源,以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和表现形式,真实地记录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变化,塑造了一批背井离乡、为特区经济挥汗奉献、时代烙印鲜明的打工者形象,为数以亿计的打工者提供了精神食粮,为日渐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开启了新的话语资源和阅读市场,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了正极性元素。中国当代文学史因为有了一个个鲜活的打工者形象、一篇篇饱蘸血泪的打工文学作品而变得更加生动和真实。王十月笔下的“打工文学”,彰显打工者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与其他打工文学作家一样,他也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卷入城市化进程以后,生存状态堪忧,情感无处寄托,于是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在精神结构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写作欲望。王十月用笔在生活的夹缝里书写自己的血与泪、思与梦。从作品层面理解,打工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的“悯农”文学的自然延伸,是全球语境下世界移民文学的中国样本。王十月的许多作品,以真挚的情感表达对底层命运的关注,对生活原生态进行动态书写,它们反映了打工群体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困顿、困窘和困惑,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十月的文学写作的意义在于,它始终关怀弱势群体,而且这种关怀不是呈俯视的态势,而是一种零距离的平视,因为他自己就是底层打工群体的一员。在王十月看来,自己如何对待打工兄妹,打工兄妹就如何对待世界,自己如何关心打工兄妹,打工兄妹就如何关心中国未来。一个公平和谐社会,应该尊重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打工文学是中国一亿多打工者争取他们的话语权和文化表达的最佳渠道之一。王十月的打工文学文本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产生的某种精神现象和心灵矛盾,展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轨迹以及城市打工群体的心路历程,它是研究20世纪末叶以降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鲜活文化标本。
  
  二
  
  王十月以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及报告文学等文本,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他栖身于深圳宝安31区,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给贫血的主流文坛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读王十月的小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笔下的人物痛苦与其说来自物质的贫困,毋宁说是来自精神的压抑,诸如身份命名的歧视、城市霸权的挤迫等等。小说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渴望成为强者,过一种有自尊的生活。《纹身》中的那名少年把纹一条龙看成是强者的符号/象征,可又事与愿违地为自己招致许多麻烦。作者从现实中提炼出的意象性细节,颇具象征意味,隐喻着底层的精神诉求共性。小说对性格的刻画,也多有可圈点之处。他写小说可能还不是为了编故事,而是为一种生活代言,为他的乡党同伴开拓一条文化表达的通道。因此,王十月的文本是主流作家们不能越俎代庖的生命体验,这种“我写我”的写作形态具有强烈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底层特征。它是不可置换的。
  打工作家带有难以克服的文化意义上的命名困窘。以王十月小说为例,它们分为两个系列:“打工系列”和“湖乡纪事系列”。仅从这样的命名便知,作者的情感横跨城乡两地。在“打工系列”小说《寻亲记》里,王十月借小说人物之口抒发难以抑制的思乡情怀。这些打工作家因“失地”而产生心理惆怅;同时,他们又因“失城”而产生身份焦虑。这种矛盾心态,在王十月小说中有着真实的再现。他所描绘的栖身《烂尾楼》的打工者们,对此有着生动举止和言语,小说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异质性的新鲜元素。他的“湖乡纪事系列”自觉不自觉地在向主流文学皈依。这里,诱惑与陷阱同在,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也正在此。打工作家们既要求主流文学认可,同时这种认可又意味着打工作家的自我放弃,这个两难问题值得理论批评界去研究。
  打工文学是具有先锋性质的文化类种,它对于中国当下文坛不啻是一场革命。打工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某种天然内在的联系,对资本的批判同样强烈。这可能成为打工文学的思想资源,从而重新形成一种当下写作的有效话语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工文学可以借鉴左翼文学传统和艺术经验,执守自己的写作意愿而不必急于向主流文学皈依,以祛除命名的焦虑。倒是一个现象应该引起警惕,来自底层的作家一旦进入主流文学界,便不再讲述底层。仿佛一位来自乡村的农民歌手,一旦为主流歌坛所接纳,便急于完成向现代和后现代音乐的华丽转身,演唱起流行歌曲。如今王十月已经拿到“主流文学”的入场券,他的作品不断出现在国家各大权威纯文学刊物。价值在差异性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十月目前要做的,可能是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不要陶醉于进入“主流”的巨大喜悦之中,不要让自己的原生态元素被成功所冲淡,继续扮演好他为底层争取文化权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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