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打工文学:期待思想与审美的双重飞跃
作者:周思明
长篇小说《烦躁不安》以打工生活为背景,以一场打工官司为经,以打工者的情感纠葛、命运坎坷为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底层生活画卷。小说中的记者、律师、打工妹、政府官员、治安员、道士、画家、三陪女、同性恋者,林林总总,三十来人,各具特色。它一气呵成,可读性强,既有打工生活场面真实再现,又有对人性的剖析和哲学思考,被誉为“打工文学有史以来最有特色、最具文学品质的一部长篇,是打工一族的《废都》”。这部书是一部对人生有着深刻领悟的长篇。它的故事不太复杂,篇章结构上颇见功力。飞碟是小说中的一个颇可玩味的意象,也是破译小说的一个密码。小说的另一重要意象是蝴蝶。飞碟和蝴蝶的设置,是作家的立意关键。它们与《废都》有些类似,或者说有所借鉴和延伸。
小说《民工李小末的梦想生活》表现着作家丰富的想像力,它巧妙的构思,幽默的语言,激活了我的阅读兴致。李小末是一个平凡的民工,他有着平凡的梦想,但这个人也有他的毛病。梦想加毛病,便造就了“这一个”有意思的人物。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动能在这篇小说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文学是对生活的解构与重构,对此作者有着深刻的颖悟。所以他的小说有一种虚构的真实,真实得让人觉得这虚构的故事比真的还过瘾。李小末的故事既搞笑又耐嚼,读之不难感悟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小说反映出打工群体存在的几个带共性的现实问题:诸如人性冷漠的危机,法律意识的淡薄,拜金主义的作祟,猎奇心理的蠢动,自省意识的缺席等等。小说注重细节描写和人物性格刻画,故事结局巧妙,其间采用怪诞的手法描写民工李小末由人变鸟的系列遭遇比较出彩,这当然是借鉴西方作家卡夫卡的创作手法。作品笔调冷峻,叙述客观。初读忍俊不禁,再读发人深思。打工者在城市用血汗浇铸脆弱的希望,承受着生命之轻,生存环境恶劣,生存空间狭窄,心理生理受损,是这个底层群体的挥之不去的梦魇。作者抓住这些关键性内容,塑造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底层小人物形象。小说所写的人事,虽然未必完全符合生活常理,甚至有天马行空之虞,但它的语境却是真实的,读起来煞有介事。感悟于此,作者无论是写一个乡村老头因怀念过去那开满鲜花的湖泊而离开了家,去寻找梦境中的湖泊的故事,还是写一个农民突发奇想教自己的牛跳舞,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故事,抑或是写一头驴要听人叫他爹才肯干活,因此惹出许多啼笑皆非的事,都表现了某种虚构、夸张、变形的艺术建构色彩,这种变形当然不属于生活的赐予,而归功于审美创造的神奇。
王十月的底层写作多有原型。他在选择原型时,只对那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坚守者情有独钟。王十月底层写作的成就的取得,也得益于他对文学前辈的学习和效法。他看书较杂,文学书自不必说,中医、占卜、历史类的书也在“吃进”之列。读二十四史,他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而读占卜志怪类的书籍,使得他的创作手法更为自由、诡秘。小说《活物》中人物个个像是梦游者;《31区》中那位名叫玻璃的小女孩以及那些猫,也是有点邪怪的。王十月喜欢给作品设定一些特定的氛围,这种氛围令读者一经接触便如鬼神附身,欲罢不能。也许读者会认为他的小说有些假,但很快便会忘掉这个“假”,进而享受阅读的快感。
三
《红楼梦》有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王十月底层写作的声名鹊起,也让人们对其所依托并表现的宝安31区刮目相看。所谓爱屋及乌。31区其实就是王十月的写作“根据地”。以《太平狗》、《马嘶岭血案》、《豹子的最后舞蹈》等神农架系列小说名震文坛的湖北作家陈应松认为,作家确实需要有一块能彰显其才华和思想的地方。王十月的成功也与陈应松不谋而合。“根据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开掘根据地的资源,如何进行审美概括,后者显得尤为突出。现在不少论者都对“底层文学”的艺术性表示质疑,这不是空穴来风。我读王十月的文本,与读有的打工者的作品感觉不太一样。前者深得小说写作之三昧,后者可能只是一个有着诉说要求的文学爱好者的作文,两者的悬殊是显然的。
深圳以及广东珠三角是打工文学的滥觞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打工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象不可遏止地萌芽着和生长着,然而由于作者的写作水准参差不齐,造成了打工文学的影响和高度与理论界对其命名和期待的严重错位。整体上看,打工文学还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高度,它仍处于自发无序状态。虽然这些年文学批评界一直在为打工文学张目,但打工文学作为一个特殊文学现象,其所抵达的美学水准却不如人意,理论研究界对打工文学的支持呼吁也显得不够。一些评论家为打工文学的命名讨论不休。打工文学与“海派文学”、“军旅文学”、“湘军”、“陕军”相较,它还是一只正在生长期的“丑小鸭”,但让我们看到一线希望的是,广东出现了王十月、郑小琼这样的打工作家,他们正以自己扎实的创作实绩向世人宣告,“打工文学”正在向相对高度的文学纪录冲刺。现在,王十月的小说写作已经进入一个喷发期。他的小说虽然也还带有比较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但它们正在打破“自满自足”的狭隘意识状态,打破那种止于哭诉、止于苦难的低层次叙事。我相信,具有文学自觉的王十月会注意优化自身知识结构,拓宽生活视野,加强与文学界的交流,深刻体悟和反思当下的生活的。我看到,王十月的打工文学写作,将小我与大我的距离逐步地拉近了。有一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底层文学”写作者和倡导者强调题材或立场较多,而对打工文学的美学品质、艺术水准持过于宽容的态度。如何将现实关怀与美学水准结合起来,这将是“打工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王十月等打工文学作家所从事的“打工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性写作,它不仅在思想探索上具有先锋性,而且在审美原创上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王十月的底层写作是深圳打工文学逐步走强的一个红色信号。当然,打工文学自身必须加强自省意识,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提升的地方。打工文学需要在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上提升自己,迫于生存困境和压力,很多打工文学作者急于摆脱打工身份,以获取“主流”的关注和认可,也有人为了生存而媚俗,用低俗文字迎合市场口味。不少打工文学作品不痛不痒,或胡编乱造所谓底层爱情,读来很是没劲,打工文学需要补钙。市场经济时代,打工文学难免被商业化、庸俗化思潮冲击,有些打工文学杂志在市场压迫与诱惑下,从文学期刊向大众读物转变,纯朴的打工妹被有意无意贬损、污染,打工生活场景变成充满刺激的低俗故事的孽生地。打工文学虽是一个庞大创作群体,但总体看作品质量不高,更多是走庸俗化路子,以迎合地摊文学、下半身写作、二奶文学等市场化需求。有评论家认为,打工文学作家群缺乏思想性和艺术储备,打工文学缺乏积累和升华。打工作家普遍生活阅历较浅、知识面不宽、功底不够,导致思想褊狭、内蕴不深。相对于“主流”文学作家来说,他们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而且繁重冗长的底层劳作使他们不可能对作品进行深度加工。应该说,王十月是打工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和成功人士。但他的作品也还残留着一般打工作家身上的某些局限,要攀登上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他还需在“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两方面多下功夫。作家陈应松说,将来中国文学真正能“走向世界”的,必将会是底层文学。此言不无道理。重要的是,“打工文学”应该在思想和审美的两个向度上尽快成熟起来。
(作者单位:深圳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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