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文学中的人类学
作者：刘晓飞
虽然从性质上来划分,人类学是一种理论方法,而文学是创作实践,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学对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实际上,文学本身就应该孕育着自发的人类学意识,或者说本然地就带有人类学思想色彩｡当人类学还没有在近代诞生之前,作为一种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它混混沌沌面目不清地栖身于文学和其它艺术形式之中,却正是由于它的存在,由伟大的个体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获得世界范围的沟通理解能力,自古皆然,概莫能外｡这就可以解释文化传统迥然不同于东方的歌德何以会对《赵氏孤儿》和中国唐诗产生兴趣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学思想的生长发育能力｡当人类学被有意识地提取､整理､升华为一门系统学科后,它在文学上的应用或者文学对它的应用扩大了文学的境界,作家的创作从一己的悲欢､一地的风景､一时的喟叹上升到生命生存思考的价值高度,文学具有了较高层次的哲学意识,“懂得了起源便懂得了本质”,这句启蒙时代提出的名言又一次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在这种‘文学人类学’的处理下,文学不再是孤立的字面上的东西,而是整个人类文化创造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古老的神话､信仰､宗教仪式及民间风俗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①同样是描写市民阶层琐事的明清世情小说和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小说根本区别就在这里｡所以,文学中的“人类学”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形态:自发的人类学意识和自觉的人类学思想｡
“文革”后的人类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恰好准确无误地演练了这一过程:一开始文学中个人悲剧的呈现隐现着人类学意识的光点;1982年之后随着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兴盛繁衍,文学也迅速从单薄的个人控诉呼号过渡到追寻民族历史悲剧根源;而最近一段时期的文学写作热点比如底层题材等,关注的几乎是生命生存的最低状态和人性的最卑微之像｡当然,不能说这全是人类学的功劳,但这二者的巧合也足以说明一定的问题｡
现代人类学是极其复杂和有着多重交叉的学科,本文所谈的人类学主要指文化人类学,即狭义的人类学｡建立于近代科学观念基础上的人类学是一门西学,这个名称来自希腊文的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它注重从人的自然特性和人类的文化创造这两个方面客观地认识人,实证地探讨人类的由来与现状｡“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②概括地说,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重点是人类的文化,特别是原始自然的文化,所以,人类学家大多从远离文明和政治经济中心的民间和边远地区寻找人类学资料｡
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必须加以廓清:人类学与文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它们之间的契合点是什么?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人类学是广泛意义上的人学的一个方向,“人类学是人的科学”,这是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在他的专业教科书《人类学》第一章第一节写下的第一句话｡人类学致力于原初本真的生命文化的探讨,甚至追溯到原始野蛮的人性起源,这可以说是一个认识人的一个基础性角度｡人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那一半邪恶的“魔鬼”实际上是人类脱胎于低级动物痕迹的展现,而且往往在许多时候至关重要｡著名的哈姆雷特的“延宕”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其原因就是因为哈姆雷特心中也潜伏着原始的“弑父娶母”的冲动所致,而精神分析学说与人类学之间正是互为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常说的“本真”､“本原”实际上就是指人性中比较原始甚至野蛮丑陋的一面,所谓的文明,就是人极力摆脱动物性力求自我发展进步的结果｡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争论人到底是“性本善”抑或“性本恶”时无不从对婴孩的观察描述入手,一个懵懂的孩童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形的小兽;而亚里士多德倍受批判的“人是全身无毛两足直立的动物”实际上也是涉及到人的来源问题｡从这一方面来说,人类学成为对人的最低起点､最低限度的认识,首先研究对象是人,是为了解决人“从哪里来”的问题所做的文化考据工作｡另一方面,“文学是人学”这句高尔基的名言已经获得了大多数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的认同｡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和以往经验的纸上操练｡这其中,那份来自最原始的人类祖先的神秘的遗传和呼唤,不自觉地在每个时代的文学中沉淀下来､映现出来,或强或弱地发出灿烂的光辉｡楚辞“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野性神秘,唐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堂皇富丽,宋词的“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的飘逸灵动,无一不是当时前人思想感情的凝聚结晶而成的,闪耀着古老沉郁的恒久之光｡如果以心理学人类学理论分析,这可能是人类无意识的原型､意象的复活,由此,通过艺术我们找到了回返最深邃的人类生命源头的途径｡荣格在《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中如此说,“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与此同时,他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到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的力量”｡③即使是强调“美在形式”的唯美派,其形式也是“有意味”的,这意味又必然关乎人类的生命生存的,富有历史感和文化感｡所以,一个金光闪闪的“人”使客观层面的人类学和主观层面的文学在精神文化领域并肩携手｡廓清了上面这个基本的问题,我们才能为探讨人类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起点｡
实际上,基于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性,它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要影响和作用是“还原”:还原人,把人还原到动物,进而还原现实､还原历史､还原文化､还原文学本身｡“人类学模式的文学旨在使我们恢复全部的人性,重视人性中一切原始的因素……人类学模式的文学使我们再次成为初民的一员”｡④当年张炜把《九月寓言》寄给《当代》,秦兆阳反对《九月寓言》的两条意见之一就是认为小说中所写的解放后的农村成为无组织､无领导､无理性､无社会组织功能的极端贫困､极端愚昧､极端盲目的动物式的生存状态｡⑤这位老前辈的眼光也算敏锐,其实,这正是人类学思想下的文学特点｡
另外,人类学的一些相关学科,如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文化学对文学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它们的作用点主要在于扭转了以往中国文学中的僵化的“文化”观念｡文化,不仅仅是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化,虽然它们处在显赫的文化中心位置,即所谓的“大传统”,但这些都是短效的或者是虚假的造作“文化”;更真实更持久的文化是那些边缘文化､“小传统”,如民俗传说､神话故事､祭祀仪式､习俗习惯等等｡
“民俗,不仅本身是一种必需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而且在每个社会群体生活中,跟其它种类的文化密切相关联,并互相制约和影响,形成一个‘文化体系’｡它是构成人类的､民族的文化史和文化学的一种重要因素”｡⑥民俗世相具有强大的传承性,它负载着千百年来的深厚文化传统,是基础性的文化基座｡一旦作家意识到了这个宝藏的丰富资源性,他们就会自觉地从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作家张炜曾经这样表述,“文学一旦走进民间,化入民间､自民间而来,就会变得伟大而自由”,“不难想像,民间文学与一个当代作家的关系｡他如果向往更大的智慧与真实,那么,就得学习永恒?熏就得返回民间”｡⑦应该说,这是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共识｡苏童的《米》自序中说?熏“我之所执著于这些街道故事的经营?熏其原因也非常简单:炊烟下面总有人类,香椿树街上飘散着人类的气息”｡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