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文学中的人类学

作者：刘晓飞

　　神话学和宗教学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它也给文学提供了相当多的素材｡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前提､土壤和宝库;宗教的直指人生真谛､宇宙本原､世界终极意义也同样为文学提供了无数的精神营养和永恒形象,元好问的《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云,“诗为禅客添衣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与诗相联相通,也可推广为文学与宗教相联相通｡在西方,远溯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中的神话传说宗教题材的运用,近及乔伊斯､艾略特和劳伦斯等人更是成功地使用神话宗教把文学提升到人类学本体论的高度｡文学人类学家弗莱也正是从古希腊神话和希伯莱《旧约》神话着手,去描述和概括西方文学的基本结构模式的;神话学家卡西尔则以认识论角度分析神话思维符号与对象之间的隐喻关系｡“文学源自古代神话,神话又同宗教仪式互为表里｡因此,神话和仪式是滋生文学结构模式的温床,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将成为确认原型模式､构建文学人类学体系的基础层次”｡⑨近距离观察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神话､仪式､原型等文学人类学题材和视角是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也由此带来了文学中的隐喻､象征､训诫品格｡比如,寻根文学中的神话色彩有目共睹,史铁生､北村､张承志强烈的宗教意识让人心灵战栗,余华笔下的许三观卖血不啻是一个悲壮的以血为祭品的生命仪式,苏童重述了孟姜女神话,他的碧奴除了具有西西福斯不屈不挠的人类追求精神外,这个柔弱女子迢迢千里寻夫途中的悠长哭泣冲垮的岂止又是长城,更是时间和空间意义上卑劣的人性之墙,叶兆言则把后羿和嫦娥赋予人神兼具､仙气血肉并存的特性……神话学和宗教学加深了文学的哲理思考,给文学插上了想像的翅膀,远古和彼岸的朦胧和扑朔迷离使文学增添了神秘感和神秘美,“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古老的艺术,因为它们有着一种非常伟大的单纯的力量”｡{10}
　　除了神话学､宗教学,起源于人类学或者说作为人类学一个分支的文化学也对文学产生作用｡“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最早就是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定义的,它的内涵极为复杂,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获得的其它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文化的来处和根系所在是人类原始的生命生存经验的世代积累,“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同它的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11}在此基础上,西方的文化学派从不同侧面展开文化研究,古典学派的英国弗雷泽泰勒和美国的摩尔根探究婚姻家庭和原始信仰宗教,法国社会学派中的涂尔干､列维·布留尔注重原始思维的发掘,功能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结构主义学派的列维·斯特劳斯重视民俗研究｡他们的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功能说､文化模式论､文化结构论､文化圈理论等等文化学理论启发了中国文坛文化观点更新｡如马克斯·韦伯的理论80年代初传入中国,掀起了一股“韦伯热”,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很快便在中国有了中文译本,于是作家们理论家们展开了国人文化伦理精神和宗教精神的思考和写作｡这种文化影响力表现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中,就是“文化热”持续了几乎整个80年代,寻根文学寻的就是文化之根,而第三代诗歌运动也面对现实与传统对文化做出了思考｡
　　另外,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擅长运用神话和远古风俗,他们分别重视起源于原始的“本我”和历史文化的积淀遗存的“集体无意识”,特别是荣格总结出的“原型”概念成为现代文艺学中的重要术语?熏这是一种心理人类学;尼采的生命哲学中用来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和日神来作为精神特质区分人的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类似于“本我”､“自我”的分析,从而也显示出人类学的特性｡精神分析学说和生命哲学由于与文学距离更为接近,所以作用力更为明显,几乎当代每个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精神分析和生命哲学的影子｡这些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的间接作用｡
　　
　　二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古老的甲骨文可以算作是最早的文学创作之一,没有人类学的文学照样辉煌｡但那只是锦衣夜行,很容易戴上形式､体裁的镣铐,远离了文学之为文学的宗旨,沦为文字游戏｡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从《古诗十九首》的淳朴自然发展到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提升,再到唐诗宋词的气势乃至后来明清的台阁体､同光体形式上的精致,就文学特征而言,是一路的下滑趋势｡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来越注重“人”自身,人类学恰好给了文学一面观己鉴他的明镜｡人类学是什么?它面孔稚嫩内里却沧桑深邃,一起步就牢牢地把脚踏在了过去——时间或空间上的过去,原始自然本真是它特别感兴趣的特性,力求从最初的本原来探讨人｡而朴素的文化或文明是人性的毫无遮拦的最大敞开｡
　　 中国文本中最原始的人类学思想应该从《山海经》就已经开始,里面的地理分布､奇风异俗是想像夸张了的人类学资料;以后各朝各代的诸番志､民族志更是人类学的原典,所谓的“蛮戎狄羌夷”是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的人类学划分｡历史进入了20世纪,系统的人类学从西方正式传入,中国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世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了诸多如费孝通､李安宅､林惠祥这样的大家｡
　　神话研究是中国人类学逐渐走上正轨的推动力｡19世纪末,西方的神话学家就已经提出过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了先驱性的探索,日本学者的贡献尤为突出｡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当为中国神话学的最早文献;夏曾佑提出“传疑时代”之说;王国维借鉴印度希腊神话对比中国南北方文化;蔡元培从心理学角度解说神怪产生原因;周作人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方面贡献颇大;鲁迅的《破恶声论》(1908)､《中国小说史略》(1923)等都对中国神话作出了研究｡其它关注神话问题的先驱者还有茅盾､梁启超､闻一多､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郑振铎等｡从国内外分析中国神话入手,人类学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为一种有效的思想方法,人类学自然会在中国文学中有所体现｡
　　20世纪以来,人类学思想已在中国文学界崭露头角｡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人所共知;茅盾引进比较神话学梳理汉族古神话;郭沫若从婚姻进化史角度阐释甲骨文;闻一多从神话､民俗学角度求解《诗经》､《楚辞》之难题;李应伯､卫聚贤从图腾理论入手重述古帝王系谱;夏纯声从民族学旁证出发破解古代礼制风俗;郑振铎借人类学视野透析商祷传说……人类学已经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但这还处于前人类学阶段,是考古式运用,还不是一种有效的现代方法,比较零散而没有形成气候｡
　　民族的多灾多难使这种前人类学思想也几乎窒息｡从20世纪初到建国后的“文革”,战争与政治成为压在人类学嫩苗上的巨石,社会学和政治伦理学迅速庸俗化,刚刚破土而出的人类学思想被不由分说地挤了出去,退缩到少数民族风俗纯学理研究的狭路上去了｡文学界在接连而来的战争和政治暴风雨中疲于奔命,已经越来越趋于“异化”,失去了表现人的本质特色｡“红”色的政治和“黄”色的伦理成为文学的主色调,文学的特性被情愿不情愿地自动遮蔽了,这使得原本应该繁花灿烂的文学之路乏善可陈,而且越走越窄｡尽管作为一种隐秘的集体无意识,文学的人类学特质依然渗透于那个时期的作品之中(比如赵树理的创作在迎合政治需要的同时也带有很大的民间意义),远古的神秘原型依然出没于文学作品中(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巩护钟一节,那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刑天甚至开天辟地的盘古)｡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更为明显的显性结构来看,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是两条粗大的绳索,牢牢地把当代文学捆得寸步难行,其本身的艺术特质破碎而曲折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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