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无法止息的焦虑
作者：张学昕 于 倩
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此时，枪的所指之一已经被开始放大。一个边陲小镇里的公安局，不但要维护着小镇人民的生命安全，还要顾及首都人民的安危，权力的异己性渐渐凸现出来。同时也暗示着人们，对于整个公安局来说，寻枪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维护和保证的过程。
当然，对于马山这个丢枪的个体人来说，枪的能指性则更为丰富。马山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枪于他有着多重象征性。枪是马山男性社会地位的象征，是警察身份的证明。枪往往代表着男性的勇敢、无畏和男性的主宰性与侵略性，枪是男人责任、道义的凝聚。马山因为丢枪，而被公安局长勒令收回了警服，因为丢失佩枪，他最先丧失了一个男人引以为傲的社会身份。就像其朋友陈军所说：“你是哪个?你是警察?你穿起警服是个警察，你警服一脱，你哪样都不是。”马山无奈的穿着裤衩汗衫走在青泥板路上，这时影片中响起一阵空寥的背景音乐，马山被剥去警服、丢失警察身份的失落感都融在了音乐声中。
可以说，枪也是男人性别角色的标志，是男性性器的典型化象征。在他的社会身份被否定之后，其男人角色本身稳固程度也受到了威胁。在与妻子做爱的夜晚，马山男性本身的“枪”也变得软弱无力，这成为男人婚姻生活中最大的恐怖。他和妻子躺在床上，摄影机处于低位仰拍妻子的脸，这对马山的男人身份无形的造成了一种压迫和潜在的威胁，使得丧失性功能的他被妻子压在身下欲辩难言，委屈重重，最后只能以：“对不起，就当我又欠你一次”了事。而妻子却对马山指出“你有问题”，无论马山承不承认，此时，由于丢枪而引发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问题不只是枪的丢失，而是因为丢枪引发马山生活中一系列“东西”或存在物的消失。
另外，丢枪不但造成了马山生命力的一部分开始萎缩，夫权受到妻子的质疑，在与儿子的关系上马山也处在了颠倒的位置，父权受到了侵犯。马山被关押的时候，儿子扔给他一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并以大人的口吻对他说：“我提醒你一句，利用这段时间，把这本书好好学一下，对你将来有帮助。”紧接着，儿子用一根手指威胁似的指着马山的脑袋说：“但我有个条件，出来以后再也不准打我，永远不准，听到没?”这无疑与影片起始之时马山用手顶着儿子的脑袋逼马东交出东西的时候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讽。被关起来的马山这时候也只能干巴巴的望着儿子并同意儿子的要求。父亲的权威被降到最低。带着手铐的马山坐在黑漆漆的角落里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阴暗闭塞的空间里用手指作出一个枪的形状。一个因为丢了佩枪而被关在派出所的警察，一个被儿子指手画脚的父亲，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讽刺。
我们看到，马山整体的男性价值都被“囚禁”在一把佩枪之上，他由于丢枪而导致男性地位的岌岌可危，男性性征开始萎缩，父子关系也被倒置，再加上马山本身的自责，这一连串的内忧外患聚集成一股无形的压迫逼使他行走在痛苦的寻枪路上。枪的丢失，使马山眼看着自己的生存意义像被剥洋葱一样，一瓣一瓣的离开自己。这里与其说枪锁定了他所有的生存意义，不如说枪剥夺了他的生存，马山将要面对的是被一把暂时丢失的手枪将自己的生活剥成一个“空”的可怕状态和结局。
三
在影片中，当人们认识到，枪作为一个人或一种职业的附属物的重要性之后，我们感到陆川对于人、人心、对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对抗性和破坏性关系的关注，寻枪，进入到一个更深邃的象征维度。从这个层面看，《寻枪》就具有了更深一层的人文意蕴。文化关注和人性意识都成为暗藏在影片中的内核，进而有效地传达出创作主体的深层动机。在这里，导演的使命感造就了影片思考的深度，这里有形而上的哲思，有关于生命的追问与感叹，更有熠熠动人的浓情诗意融入影片的情感脉动之中。
马山丢枪后的变化，让人觉得他在受制于“附属物”的支配，马山被那把丢失的手枪牢牢的锁住，马山的本性也因此异化。这种人与物关系发生的异化无疑是马山内心焦虑的根源。从马山发现丢枪的那一刻起，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就动摇了，对他来说，生存的手段已变成目的，物(“枪”)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人的个体生命本身。在异化的状态下，人的生存依据必然会发生变化，存在的理由不再是自己作为主体的精神和欲望，而是来自自身之外的某种力量。影片中马山丧失了自我意识，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人已经不是他自己应该成为的，潜在的那个样子，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已经相互离异。“‘二十二条军规’式的压力所带来的生存困惑、精神压抑，或许正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困境。”应该说，马山将自身的意义定位在一把手枪上，以至于失落了自己的归属性，这样他便没有了自由，进而变得焦虑、孤独、无助。丢枪——这一细小的动作，便使马山的命运轨迹划出巨大的抛物线，失去了离心力，让人变得不知所措。这一突发事件彻底解构了马山正常生活形式，他开始顿悟人生，此时的马山已经由丢枪后导致的精神失重渐渐开始冷静下来，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生死、亲情、道义，从而进入一种悬疑、自我质疑的状态。马山的寻找，已经演变成他解决自己人格分裂的过程，一种无所不在的控制萦绕在他的周围，马山若想要在其中找寻到平衡，就必须去“找”，而且要用肉身去搏。“这种时刻没有办法求助于任何外在力量，只有经过这充满痛苦的时刻才能达到自由”。
马山丢枪后，他眼中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在寻枪途中与亲人朋友无法沟通。他怕妻子担心而隐瞒了丢枪的事实，却招来妻子的怀疑和猜忌，甚至一度在妻子眼中他成为对婚姻对家庭不忠诚的男人；他去新婚的妹妹家询问情况，帮不上忙的妹妹大声哭闹反而让他更加心焦；朋友们热心的帮助他探寻枪的去向，帮他分析案情，不但无法帮他理清楚头绪，反而只能局限于殴打周小刚的程度；初恋情人的出现也丝毫没有让他感到一丝的轻松。无论别人怎样为他提供线索，暗中帮助他，他都无法与人交流、分担自己内心的焦虑与苦闷，人与人的隔膜更加深了他寻枪的难言苦痛。这些小人物的设计，这种不伦不类的表达方式，达到的是一种荒诞的效果，这种荒诞可以说是这些小人物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这些小人物的行为，实际上更加挫伤马山，增加着他寻枪的痛苦与难度，也让观众在镜像之外深深地落入到萨特哲学中“他人即地狱”的深渊，体会人与人对抗性关系的呈现。“人类苦难的蔓延终于把个人推到世界存在的极端领地，人陷入孤立无援中才真正意识到世界是如此陌生，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的荒诞。”马山孤身一人在夜间的小镇游荡，十一盏孔明灯在空中缓缓地升起，仿佛马山的世界被缩小成一个个互不相容的外壳，人世的隔膜也被它们的清冷所唤醒。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景致，而是有意味的幻象，其中蕴含着一股悲壮的情感溪流。人悬浮在一个被命运强加的空间里，一切感觉都是可怕的、奇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