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一种新的创作姿态
作者：张德明
洁《知在》、张欣《夜凉如水》、徐则臣《午夜之门》、张学东《西北往事》、祝大同《深蓝色的日子》、都梁《狼烟北平》、葛红兵《藏身泽》、杨东明《我要找到你》、李清源《与土地亲吻》，等等。这些作品没有将对人类生活的理解停留在单一的现实主义的维度，没有模式化地设定主要人物的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品质，在提供新时空的同时，渗透着厚重开阔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小说找到了一个超越狭隘与单一，将人放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维复合的时空中加以观照的途径，找到长篇小说在这方面强补缺失，自我超越的途径。
苍莽质朴的精神智慧
优秀的小说要对人生进行探索，作品里反映作家对生活的审美体验，倾注他们的感情与理想；优秀的小说固然离不开精彩的故事，但深厚的意蕴主要不是来自故事，而是来自作者的精神寄寓。近些年，关于长篇小说道德滑坡和精神贫血的猛烈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由于文学时尚化等诸多因素形成的文学生命的浅薄化也的确存在，主流的小说创作，处在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愈来愈强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在精神上保持趋利避害，在创作上继续进取，很多作家时常经受不住考验，人们熟悉的文学的一些基本特性如文学的探索性、反思意识、批判精神等，正在悄然消失。消费、自足、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等等，几乎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甚为普遍的精神症状。可喜的是，2006年的长篇小说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小说创作逐渐从过去的物质化、时尚化表现中走出来，越来越重视小说的精神表达。小说的真正分量是它所渗透着的真实的生命机制和饱蕴着健康生命的尊严和热能，让读者从人物形象中去体味生命的真谛和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作家以平实的笔触，诠释着文学和人生的意义，现实的精神含量使小说不断升值，这正是作品的精妙所在。《悲悯大地》是云南青年作家范稳继《水乳大地》之后的又一部描述西藏地区藏族生活的作品。小说以一个普通藏民的成佛史表现了藏族人民对精神世界的无限向往和执著追求，讲述了澜沧江峡谷地带都吉家族和朗萨家族两个家族的世仇对立，不可休止。都吉家族的阿拉西接受剃度，以磕长头的方式到拉萨朝圣，追求藏族人的藏三宝：佛、法、僧。一路历经千辛万苦，他的老师，还有他的母亲、胞弟、妻子和女儿先后以他们的生命护卫他到达目的地。最后成为治佛的阿拉西又以自己的生命制止了战争，以受难的方式完成了精神的升华。他宽恕了追求快马、快刀、快枪的仇人达波多杰，阻止了战争，拯救了生灵。他的人格与佛性在涅槃中飞升，而这首“悲悯之曲”也随着阿拉西的个人成佛史走向终结。
范稳曾说过：“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诠释藏族佛教和藏族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它到底对一个人的命运有多大的影响。”《悲悯大地》的精神内涵异常丰富，这种精神内涵基本上都是从藏文化出发的。藏族人民把精神享受看得比物质享受重要得多，即使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状态下，他们的精神求索也无比的强烈。作品表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家指出，藏文化的精神性追求是与他们的生命意识连在一起的，藏文化追求一种平和安宁的境界。小说中血腥的杀戮与命运抗争混合成壮烈的藏民的生存史，藏民对宗教的虔诚，那种精神性存在的超越现实的无穷力量，那种信仰的无限崇高性，作品表现得极其充分。毋容置疑，“悲悯”是作品精义之所在，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语，对众生的悲悯，对社会存在现象的悲悯，宗教上则主要是对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一步步的改变，一步步的净化，最后的目的是对大众的大悲。
范稳曾在1999年“走进西藏”的活动中从滇藏线走进西藏，从此开始关注藏文化，后来不断回去，去采访，去调查，慢慢认识西藏，认识藏文化。可以说，是西藏的资源环境、宗教信仰、文化特色，给作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创作平台。小说不仅展示了藏区的风俗景象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反映了人所共有的意志品质，讴歌了美好情怀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正如《十月》编辑所称之为：“史诗”、“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小说综合采用了许多魔幻、离奇、超乎自然的写作手法，但这不是简单的借鉴，而是植根于我们本土文化之中的，正是作家深深地植根于生活并对艺术不倦的探求，才使《悲悯大地》精彩纷呈，意蕴绵长。当然，作品中阿拉西每向“活佛”迈近一步，形象越僵硬，越来越概念化，形销骨立；作品开篇的万千气象到最后明显单薄，这些也冲淡了这部优秀长篇的味道。
《笨花》是铁凝继《大浴女》之后花六年时间完成的一部转型之作，她一改以往的小说风格，首次尝试书写大历史背景下的乡村变迁。《笨花》从清王朝倒塌写起，一直写到抗战胜利，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通过“笨花村”向家三代由冀中农民到直系军阀，再由留有良知的军阀到落魄闲居，又由军阀子弟的第二第三代，到投身抗战的红色阵营，非常精确地连接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阶层，还原与吻合了历史的轨迹。
《笨花》细腻、深沉地把笔触指向让整个民族绝难淡忘的一段经历，但这部关于乱世的小说用意却不在写乱世风云。虽然这段历史已有不少作家在反复书写，但文学注视这段历史的目光显然有些疲惫，《笨花》希望找到另外的重新叙说的无限可能性。作家没有生硬地啃嚼历史，而是用充分的细节完成对历史的书写，她不断放下历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不断地回到对乡村日常生活、乡间小人物的描写上，即便写抗战，也侧重写民众的抗战，写普通百姓的周旋。向喜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革命时代的将军，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向喜的总体性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感觉到，一个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渗透进革命时代的精神内涵的。向喜最后回归故里，并不是要消解关于人物身上的宏大叙事特性，而是给他一个蓄势待发的机遇，于是就有了他与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搏斗的壮烈场面。这种叙事无疑带有革命性的意义。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融合，让读者感受到的是对传统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扬弃。
《笨花》侧重在一段非常的历史背景下，展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细节，着重写他们不屈不挠的生活中的逸趣、人情中的大美，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乡村的智慧和教养，还有这群凡人在看似松散的日子里的内心的道德秩序。比如小说写人们怎样打兔子，怎么摘棉花，怎么铡草……这些细节充满了中国人可触可感可闻的生活气息。我们读完作品留有的印象是可爱的人物、人物的呼吸与牛马的响鼻。铁凝坚信，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烟花背后其实有永恒的价值存在。
民风民俗是《笨花》描写的着力之处，凭借对农村生活的格外熟悉和热爱，铁凝能够一步步把乡村社会的风俗景象、人情事理的种种细节自然地铺展，它们趣味横生，温情脉脉。她始终以对生活的情意看取乡间一切，小说显示了传统的深厚积淀和民间文化活力，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对乡村景致和小百姓生活精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