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现代主义”与“新古典”的互补
作者：王光明
由于台湾当局推行强硬的"反共抗俄"路线，一方面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和审查，要求以"战斗文艺"为依归，另一方面则通过设奖收买利诱(譬如1950年成立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就以每年5月4日与11月12日两次的频繁颁奖，鼓励"使用文学和艺术技巧，提升国家意识，传达反共抗俄的主题"的作品。至1957年该委员会解散，1000多人次的作家作品获此奖金和稿费。当时一首诗的稿酬是新台币100至200元，诗和歌一奖1000元，二奖800元，三奖600元。而当时普通公务员月薪只有100-200元)②，因此表现反共八股的诗文也成一时之盛。不过，既由于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依赖美国，表面上打的也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在意识形态方面充满矛盾与缝隙；也由于现代台湾文学自身的复杂性(由于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895-1945时期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殖民者不仅开展"皇民化运动"，极力推动包括语言在内的"日化"，并于1937年4月在学校和传媒禁用中文，台湾现代文学既受大陆新文学的影响，也受日本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少迁台的作家诗人已经习惯了三四十年代的写作和文学生产方式，因此不仅"在朝"的政治文学无法独霸天下，反把因抗战而中断的现代诗运动，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一、边缘处境中的边缘求索
台湾50年代的现代诗潮以三大同仁诗刊《现代诗》、 《蓝星》、 《创世纪》③的先后创刊为起点，以"现代派"的成立为第一个高潮：这是1956年1月15日，在台北民众团体活动中心，以纪弦(1913-)为发起人，叶泥、郑愁予、罗行、杨允达、林冷、小英、季红、林亨泰、纪弦等9人为筹备委员的"现代派"集团正式成立，初次加盟者有83人，后又增至102人。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自诩，赫然打出6个"现代派的信条"，并加以"释义"：
第一条：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正如新兴绘画之以塞尚为鼻祖，世界新诗之出发点乃是法国的波特莱尔。象征派导源于波氏。其后一切新兴诗派无不直接间接蒙受象征派的影响，这些新兴诗派包括十九世纪的象征派、二十世纪的后期象征派、立体派、达达派、超现实派、新感觉派、美国的意象派,以及今日欧美各国的纯粹诗运动。总称为"现代主义"。我们有所扬弃的是它那病的、世纪末的倾向；而其健康的、进步的、向上的部分则为我们所企图发扬光大的。
第二条：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的建立或创作的实践。在中国或日本，新诗，总之是"移植之花"。我们的新诗决非唐诗、宋词之类的"国粹"。同样， 日本的新诗亦绝非俳句、和歌之类的他们的"国粹"。在今天，照道理，中国和日本的新诗，以其成就而言，都应该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了。寄语那些国粹主义者们：既然科学方面我们已在急起直追，迎头赶上，那么文学和艺术方面，难道反而要它停止在闭关自守、 自我陶醉的阶段吗?须知文学艺术无国界，也跟科学一样。一旦我们的新诗作者获得了国际的声誉，则那些老顽固们恐怕也要赞我们一声"为国争光"的吧?
第三条：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见，新的手法之发明。我认为新诗，必须名符其实， 日新又新。诗而不新，便没有资格称之为新诗。所以我们讲究一个"新"字。但是我们决不标新立异，凡对我们欠了解的，万勿盲目地诬陷我们!
第四条：知性之强调。这一点关系重大。现代主义之一大特色是：反浪漫主义的重知性，而排斥情绪之告白。单是凭着热情奔放有什么用呢?读第二篇就索然无味了。所以巴尔那斯派一抬头，雨果的权威就失去作用啦。冷静、客观、深入、运用高度的理智，从事精微的表现。一首新诗必须是，一座坚实完美的建筑物，一个新诗的作者必须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工程师。而这就是这一条的精义所在。
第五条：追求诗的纯粹性。国际纯粹诗运动对于我们的这个诗坛，似乎还没有激起过一点的涟漪。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排斥一切"非诗的"杂质，使之净化，醇化，提炼复提炼，加工复加工，好比把一条大牛熬成一小瓶的牛肉汁一样。天地虽小，密度极大。每一诗行乃至于每一个字，都必须是纯粹"诗的"而非"散文的"。
第六条：爱国。反共。拥护自由与民主。用不着解释了。④此外，本期还刊发了题为《战斗的第四年 新诗的再革命》的社论，其中提出： "把'语体的旧诗词'遣还'旧诗'之原籍；把'可哼的小调'发回'歌'的故乡、 '音乐'的本土；把那些莫名其妙瞎胡闹的'伪自由诗'充军到'散文'之沙漠地带去。而我们的理论之要点，归纳起来，则有下列之三纲：第一、新诗必须是以散文之新工具创造了的自由诗；第二、新诗的表现手法必须新；第三、现代的诗素、诗精神之追求，换言之，诗的新大陆之发见，诗的新天地之开辟。"
台湾现代诗的信条，就其提倡诗质的现代性，主张艺术手法的创新，强调反浪漫主义的知性，以及追求诗的纯粹性而言，与30年代《现代》杂志有诸多相同之处。⑤不同之处是，第一、二条对"新诗"是"横的移植"的大胆断言和第六条的意识形态口号，不仅表现出其诗歌信仰充满矛盾和反讽性，也引起诗坛内部持续不断的论争。不过，这种矛盾和反讽正反映了冷战时代诗歌语境的特点：与20-30年代现代诗向"旧诗"争生存空间不同，冷战时代的台湾现代诗不仅仍要面对历史积习和文化成规，还要面对戒严社会的种种禁忌。诸如日本占领时代的文学和大陆"左翼作家"的作品全在被禁之列，新文学的传统变得残缺不全；诸如诗人既对新文学的现代性探寻怀着不灭的记忆，又无法认同当代的意识形态现实，既对"反共抗俄"的"战斗文学"非常不满又不得不与之周旋，等等。
这是一种在弓张弦紧的对峙中寻找第三条出路的努力，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奚密教授曾在《"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5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季刊》一文中，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过深入的研究，她提出： "《现代诗》的策略可以说是介于'地上'与'地下'、 '官方'与'民间'之间；它在两者的对立之间开创了一个实验性和自由度较高而又不触及政治禁区的文艺空间，在政治意义上基本'正确'的情况下从事文学意义上'激进'前卫的活动。"⑥当然，纪弦创办《现代诗》，或许不完全是一种"策略"，当时也不一定是自觉地为现代诗积累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而是基于自己的诗歌信仰和自由知识分子立场，在当时限定的历史语境中的相对可能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半世纪的殖民统治，统一的国语无法在台湾本土语言中直接获得丰富的滋养，另一方面是台湾当局全面仰赖美国的庇护，横向移植现代诗至少不会与当局的意识形态构成直接冲突。
因此，或许可以把这场由纪弦等人发动的现代诗运动，看成是一种边缘处境中的边缘求索，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命运中寻找"新诗"发展可能性的努力。事实上，当时的台湾现代诗，不仅希望通过"诗的纯粹性"，疏离政治功利主义对文艺的负面影响，而且在经济来源和写作方式上，也有相当明显的边缘倾向：一、大多数的诗刊都靠诗人自己出资或集资来维持，既无行政拨款也不由出版商出资，经济上的独立承担带来某些方面的自由，但也承担着另外方面的压力。譬如《现代诗》就是由纪弦个人独资创办的，为坚持出刊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1958年3月出版的第21期《编辑后记》对延期出刊原因的解释可见一斑： "本期迟出，其原因至极简单：我们没有钱买纸和印刷费，这就是我们所遭遇的真正困难……至于这一期终于能够出版，是因为我卖了一只有纪念性的指环，一大包贵重的书，和当了几件冬天的衣服；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慨捐数百元。"二、努力区别"歌"与"诗"的关系，反对诗的格律化，大多采取了自由诗、散文诗的形式。纪弦坚持认为： "现代诗的诗观，乃系置重点于'质'的决定。故说：现代诗是内容主义的诗，而非形式主义的诗。现代诗舍弃'韵文'之旧工具，使用'散文'之新工具；现代诗舍弃'格律诗'之旧形式，采取'自由诗'之新形式--此其所以现代诗之为现代诗一大特色所在。使用旧工具则产生旧形式，使用新工具则产生新形式，这叫做'工具决定形式'。而凡是-个真正主义者，基于此一认识，无不把'诗' (Poem)与'歌' (Song)分清得一干二净的： '诗'是'文学'， '歌'是'音乐'。因此，我们不说'诗歌'。而一个'歌词作者'，并非'诗人'之同义语。传统诗的作者，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现代诗的作者，必须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这叫做'批评的努力'，最是具有决定性的。人们常说，中国新诗复兴运动的火种，是由纪弦从上海带到台湾来的。又说，纪弦是台湾现代诗的点火人。这句话，我从不否认。然则，什么是我对诗坛最大的贡献呢?曰：文字工具之革新，散文主义之胜利。"⑦三、不求普遍接受，以个人创新抵制世俗化与通俗化。 这些特点，也在纪弦一篇题为《在边缘》的散文诗中得到了象征性的表达： "我已放弃了对于那个陌生的国土的旅行或是探险的计划，但我又不愿循着原路撤退我的好奇心。我决定停留在这边缘的风景线上，永不移动，学那些乔木和灌木的伫立。于是，渐渐地，我的脚下生了根，那根须，几乎触及了地球的心脏，我的头顶上长出了树叶，那叶尖，几乎伸入了天国的城门；我终于变成一棵修长修长的槟榔树了。"
文中所写的槟榔树，出现在早期《现代诗》封面的每一期，也是纪弦5本诗集的名字,可说是独立边缘的标志：是"全新的意志"的体现，象征着诗人面对生与死、存在与毁灭、灵与肉的矛盾所做出的选择。
正是把边缘的求索作为一种思想立场，也作为一种行动策略，台湾的现代诗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冷战时代权力意识形态对诗歌的简单化约，接上了30年代的诗脉。从思想立场而言，边缘取向是对30年代"第三种人"的回应；从诗歌观念而言，纪弦的主张是戴望舒、施蛰存、冯文炳当年的诗歌主张的延伸，即强调诗的内质而反对形式秩序的规定性，强调情绪本身的节奏而反对规律性的组织，强调用散文的语言写作而反对语言的诗化，等等。不过，由于50年代初期台湾的现代诗基于对政治说教的疏离，不像30年代的现代诗主要基于城市知识分子的内心经验，许多方面仍然受着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因而在它的早期，包括纪弦自己在内的许多诗人的创作，并不像其宣言所标榜的那样具有现代诗歌的纯粹性。然而，其思想立场和艺术现代性的倡导，则代表了许多知识分子经由艺术寄托人性关怀，超越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追求。
二、 "新古典主义"的互补
事实上，有这种追求的不只有纪弦他们主张现代诗的一群。如不像《现代诗》那样激进，或许可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文学杂志》⑧所遵循的也是这一条路线。但后者不是与传统寻求对决的方式来获得现代性，而是小心持护着文学的本体要求，努力在成规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中求得平衡，因而不以领导新思潮的特点取胜，而以典范的追求、趣味的纯正见长。 《文学杂志》的编者在创刊号《致读者》中说： "本刊是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所创办的，我们不想在文学上标新立异，我们只想脚踏实地，用心写几篇好文章……我们能有多大贡献，现在还不敢说。我们的希望是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从而发扬光大之。我们虽然身处动乱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我们所提倡的是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