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围城》讽刺艺术的层次性
作者:谢真贤
1、从讽刺的力度讲具有层次性。
讽刺力度是指作品对人物和现象描写时的“刺”与“不刺”,“重刺”与“轻刺”。为了达到恰如其分的讽刺效果,作者在作品中很好地把握了讽刺力度的分寸。
在刺与不刺上。作者对作品中大部分的人物和现象予以讽刺。如李梅亭、高松年、顾尔谦等大批封建遗老、西洋奴才;当时社会的阴暗丑恶面也触及很多,如玩政治、办教育、搞哲学、婚姻、租界等,作者对少部分的人物未予讽刺。如天真、漂亮、纯洁的女学生唐晓芙,热情、大方、英俊的新闻编辑赵辛楣。作者对个别复杂人物,作品辩证地对待,如方鸿渐,他是个复杂人物,作品对他的聪明才智、真诚善良、追求纯真爱情、厌恶市侩风气等优良品质予以肯定,对他的犹豫苟且、胆小软弱、不能摆脱外界干扰的性格予以无情讽刺。
在重刺与轻刺上。作品对人物和社会现象的讽刺力度有轻有重。轻的委婉含蓄,看似轻描淡写,可有可无。但如细心体会,就会发觉讽刺的所在。如作品写孙柔嘉,几乎没有贬斥和嘲讽的字句,订婚前她单纯、幼稚、事事要鸿渐替她拿主意,并言听计从,使人觉得可爱;订婚后她很有主见,千方百计训练鸿渐,虽然常同鸿渐吵架,但很善于掌握“分寸”,写得很实在,并不怎么让人讨厌。但前后对比,差距甚大,这就讽刺了她攻于心计、虚伪、做作的本性。对苏文纨的讽刺也较委婉含蓄。重的则锋芒毕露,酣畅淋漓,誉毁之意溢于言表。如对李梅亭、顾尔谦、褚慎明等人,还有上海的法国巡捕、日本人、安南人等,把他们比作青蛙、禽兽、畜牲,讽刺深刻,一针见血。
2、讽刺的深度、广度具有层次性。
讽刺深度是指讽刺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讽刺广度是指讽刺内含覆盖面的大小。作品对人物、现象的讽刺有些是就事论事,讽刺意义只停留在表层意义上或事物的本身,并无引申或转折含义。如把高松年的脸比作“擦过油的黄皮鞋”,只是讽刺高松年脸刮得亮;如说曹元朗,“有他,菜可以省一点,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人都饱了”。这是讽刺曹元朗可憎、可笑的丑态。
而有些讽刺却带有深刻的哲理,讽刺意义有多层次性。如作品写赶驴人用红萝逗驴,即可以说赶驴人,也可以讽刺高松年对方鸿渐的戏弄,还可以理解所有上司对下属的驾驭和戏弄。还有褚慎明、苏文纨引用有关婚姻的两句古语,不仅是讽刺婚姻,也不仅只讽刺作品中的人,它有全方位的讽刺意义,婚姻、家庭、事业、爱情都适合,有超国度的适应性,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都有这种“基本根性”。作品中揭示的哲理还有许多。
3、从讽刺的方式上讲,也具有层次性。
讽刺方式这里主要指对同一对象讽刺时,作品使用的篇幅和方法。作品对有些人物、现象的讽刺点到为止,一笔带过。如把文凭比作“遮羞布”,把留学比作“出痘子”,对信教与学医,车夫与站长的嘲讽等,都是寥寥几句。而对有些人物、现象的讽刺则要利用各种讽刺方法,层层剖析,面面俱到,淋漓尽致。如对李梅亭的讽刺,作品用很多篇幅,从肖像、行动、言语等方面,用比喻、对比、描写等方法,把他的贪色、贪财、吝啬、虚伪、市侩、卑鄙等丑恶的本质体现出来,并达到讽刺的目的。
作品通过描写病态社会知识分子群,揭示他们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国难家仇相激荡中的动摇和怯弱,讽刺了他们丑恶和落后,也讽刺了那个病态社会。作者的讽刺艺术熔中西为一炉,即发展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优点,又吸收了欧洲《流浪汉》和其他外国讽刺作家的长处,使作品的讽刺炉火纯青,讽刺魅力永放光芒。
谢真贤,教师,现居湖南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