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一分为二说浩然
作者：李建军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浩然的作品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我们读书渴望最强烈的时候，他的《艳阳天》是很少几部可以读到，因而也就成为我们读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小说之一。其中的情节和人物，直到今天，仍然记忆深刻，仍觉栩栩如生。
“文革”结束，不时可以听到有人对他的讥评。他是“三突出”原则的典型。他的写作表征着被异化和扭曲的文学的全部问题。然而，问题其实并不这样简单。
浩然的创作的确具有图解政策的局限。他把“阶级”观念和“斗争”哲学，当做自己创作的指导思想。这使他对人物的描写有时是歪曲的，对矛盾冲突的处理是简单的。在偏见和敌意的土壤上，文学之树是很难根深叶茂的，而作家的作品也很难超越时代的边界，获得普遍的认同和长久的生命力。今天来看，他在《艳阳天》中对萧长春和焦淑红、韩百仲等人的美化，对马之悦、马凤兰、马小辫、马立本、马大炮、弯弯绕、六指马斋等人的丑化，都是不合理、不成功的。
但是，浩然本质上是一个朴实的民本主义者。在他眼里最高最重要的，还是百姓。“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这是浩然毕生奉行的文学信念。他的两部作品，一部题为《苍生》，一部名叫《活泉》。他写作的“活泉”就是大地，就是大地上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苍生”。他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情他们的命运。因此，每当他写到他们的不幸，写到他们面对苦难的坚韧和乐观，笔下就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和由衷的敬意。例如，《艳阳天》第五章里，在韩百仲因“炸市”而受伤的时候，焦二菊毅然女扮男装拉洋车养活了一家，还给男人治好了伤。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情节。而这种表现中国底层百姓的善良和坚毅的事象，在浩然的笔下所在多有，并不鲜见。正因为有着这种热情的态度和切实的内容，浩然的作品才能使我们今天读来，仍觉亲切和有趣。1994年，叶嘉莹先生在《<艳阳天>重版感言》中说：“我在古典诗歌的评赏中，常常赞美一些杰出的作者，说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他们的诗篇的，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而凡是具有此种品质的作品，就必然会在具有真诚善感之心的读者中，获得一种超越于外表所写之情事的局限以外之感发的共鸣。我认为浩然先生的《艳阳天》之所以能战胜了我由于不同之生长背景，与不同之思想意识所形成的抗拒之心，主要也就由于浩然先生的这一部小说，也同样具含了此一种品质的缘故。”是的，浩然的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写出来的作品，不会就此泯灭无闻的。我相信，它们所包含的价值和力量，是那些粗俗、低劣、秽亵的“先锋”小说和虚假的“高峰之作”无法企及的。
而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浩然虽然因为急于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常常选择过于急切和直白的评价性叙述方式，但是，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经验，能够寥寥几笔，就将人物的心理和特定的氛围，写得传神、真切。这一点，是那些自大而傲慢的“先锋”小说家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例如，第四十五章写马立本对焦淑红单相思的心理活动，就写得细致、委婉，写出了坠入爱河的人常有的那种一厢情愿的心态。
文学是心灵的事业。在文学上，我是认同“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一观点的。文学的境界最终决定于人格的境界，决定于心灵的纯洁和善良。从败坏而邪恶的心灵里，可以产生苍白的话语幻象，可以产生虚假的“经典”，但是，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浩然先生的心灵境界，是配得上他所热爱的事业的。他的口碑非常好。他对文学青年的帮助，尤为感人。
我与浩然先生有一面之缘。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朋友，上电梯的时候，朋友看见了站在后面的一位老人，就退后一步，让他先上，并低声告诉我：“浩然。”我很意外，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老人显得和善、朴实，属于那种让人近之如春的蔼然仁者。文学圈里，多的是自命不凡的狂人，多的是装腔作势的“大师”，像这样和蔼可亲的人，却很少见。
浩然走了。与他告别之际，我们固然不能为尊者讳，遮蔽他创作中的失败和教训，但是同样错误的，是以一种浅薄而傲慢的态度否定他的经验。他的作品里有砂砾，但也有真金。我们只有抱着公正的态度来评价他，才不至于使我们既厚诬了贤者，又一无所得。
（选自《文艺报》2008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