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散文真情艺术美谫论
作者：滕永文
文学不是无情物，情感是文学艺术的精魂，没有情感的文学就没有生命的活气和灵性。所以有人说：“艺术就是感情”（罗丹），也有人讲文学就是情学，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古人曾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古人在这所强调的“情”对于诗具有重要作用，其实，它对于所有的文学文体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在文学创作中，情感“不但是一种推动力、组合力，而且是一种发现力和创造力，发现生活美和创造艺术的美的力量。”[1]创作者通过驾驭情感来建构作品中的形象体系，用饱含情感的内容来产生尽可能大的感染力量。创作者写诗作文，无非是教人、喻人、冶人、育人。要能达到教、喻、冶、育的目的，其作品必须饱和深沉浓郁的情感。因为，“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狄德罗语）[2]感情之于作品，犹如血液之于人身。对于“情种的艺术”——散文来说，它对情感的要求更为浓郁、更为强烈。它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文体，在描摹社会人寰和自然环境的时候，总是侧重于诉说自己对于这客观世界的印象、体验和感悟，这样就十分容易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跟许多读者朋友进行诚恳与亲切的对话，因此也必然会洋溢出真挚、灼热、浓郁和深沉的感情来。”（林非语）[3]散文是创作主体面对接受主体抒发情怀、感叹人生、、诉说忧乐的最真实、最诚挚的艺术。在对“情”的表达中，最为自然、最为真实、最为痴情者，莫过于散文之情。当你浏览散文佳作时，那一篇篇散文犹如创作者打开的心灵之窗，在向你表白，在向你诉说，在向你倾吐那感人的肺腑之言，那么纯真，那么朴素自然。学界泰斗、著名作家季羡林先生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遍尝了个中的酸甜苦辣，对于散文写作，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真”就是真实，“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创作主体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散文美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散文真情艺术美这种特质首先要求创作主体要真诚。
庄子曾经说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渔父》）[4]“情感贵在真诚”这一思想体现着中国式的精神超越路径，也使后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自由。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真诚的，应该忠实于内在世界的客观性和感官感觉（包括幻觉）的真实性，以成熟的技巧精确地描绘自己构造的理想世界。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更是散文的生命。
在文学创作的园地里，散文以它可贵的品质——“真”而独树一帜。无论是散文名家还是散文爱好者，他们在创作或品评散文作品时，在对散文的真、善、美作艺术鉴赏时，无不把“真”放在首位。真人、真情、真心、真语，离开了“真”，散文就失去了生命。散文是“文学的测谎器”，“在一切文学的类别中，最难作假、最逃不过读者明眼的，该是散文。”[5]作假、编造、矫情、虚饰等是散文的大敌。
长期担任《散文》月刊执行主编的贾宝泉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经说过：“何谓好散文？或谓好散文应该是怎样的？这自然可以作出多种回答。我的看法是：好散文是写作者以典型的个人笔致表现的他本人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智慧和最真纯的情感。”[6]即是说，好散文最能真实地折射出散文创作主体的人品、性格和创作态度，能直接展示创作主体的思想情绪和人格面貌，更能凸现其创作个性。散文的“真实”之感，首先来源于散文创作主体的真诚之心。“真诚”指的是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的态度，对接受主体读者、观众、听众的态度，自然也是他对自己的态度。就是说，要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粉饰，不美化，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嘴说自己心里的话，说自己想说的话，说自己思考过的、自己相信的话。诚实的人格，要求创作者不仅仅是在散文中能淋漓尽致地写出自我的喜好或厌恶，而且要充分表现出自我的道德观念或思想情操。卢梭曾经坦言，他的写作是率真的，既不隐瞒坏事，也不添加好事，只是率真地吐露自己的真实胸襟与言行，如果写作中出现与真实有偏差，那也只是记忆上的问题，而不是有意为之。在《忏悔录》这部自传里，卢梭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大胆，真实地展示了“一个资产阶级个性的‘我’有时像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却像阴沟一般肮脏污浊的全部内心生活。”[7]卢梭这种直面人生、正视自我的勇气，曾给中国的文人很大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的卢梭”的郁达夫，为了辞绝虚伪的罪恶，在《达夫日记》等作品中，坦诚地、赤裸裸地写出了自己的心境，记录了自己情感的变迁，心理的伤痛，爱情的波折，乃至行为的颓放，在当时的文坛，无疑像一声惊雷，惊得一些假道学家、假才子们狂怒。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等作品，也对自己的灵魂、自身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无情地剖析自己对政治兴趣的淡薄，工作能力的不强，特别是卷入无法摆脱的最大矛盾——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其在自我解剖、自我否定方面并不亚于卢梭。他们这种自我暴露、自我解剖，既可以让读者体会他们襟怀坦白的胸襟、敢于直面灵魂的勇气，也使他们的散文个性淋漓尽致地突现出来。巴金晚年创作的那部“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之所以蜚声海内外，也是与他那颗创作的真诚之心分不开的。他在《〈病中集〉后记》说：“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本领，我靠的是感情。对人对事我有真诚的感情，我把它们倾注在我的文章里面，读者们看得出来我在讲真话还是撒谎。”“我的座右铭便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无题集〉后记》）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巴金晚年的这部大书，实在是他不可抑制的感情催逼的结果，正如他说的：“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无题集〉后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同时是一部需要“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让他“感到剧痛”的作品。——我们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人格力量、艺术家的良心——也就是巴金所说的“真诚的心”、“真诚的感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散文女作家王英琦在《我能这样地生活》一文中曾深有感触地写道：“散文太需要真诚了，真诚即是散文的灵魂。”钱谷融先生也说：“本来，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要显示作者的性情和品格的，但在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中，作者常常用韵律节奏、故事情节等把自己装裹起来，使读者不容易一下子看清他们本人的庐山真面目。散文则不然，作者毫无装扮，甚至不衫不履，径自走了出来。凡有所说，都是直抒胸臆，不假雕饰。他仿佛只是在喁喁独语，自吐心曲；或如面对久别的故人，正在快倾积愫。读者读过他的作品，一下子就看到了作者本人，看到了他的本色本相。所以散文是最见性情之作，既是最容易写的，也是最难写的。一切没有真性情的人，或者不是真有话要说的人，最好不要来写散文。”[8]“我对散文，要求的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真正令人爱读的散文来。”[9]可以这么认为：没有哪一种文体像散文这样最坦诚地面对读者，与读者进行着真诚的对话，或旧事重提回忆童年生活，或轻声慢语述说家长里短，或胸怀挚情抒发内心感受，或思绪深沉追问人生价值。散文家总是毫不遮掩地展示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惧，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赤诚之心，看到了不同性格的真实的创作者的自我再现。读巴金的《随想录》，我们看到了一位世纪老人的自责自省与那颗“燃烧着的心”；读鲁迅的《朝花夕拾》，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文化伟人对随韶光而去的美好的童心、天性、爱和人情的吊唁与缅怀；读《赋得永久的悔》（季羡林）、《母亲》（曾卓）、《我与地坛》（史铁生）、《背影》（朱自清）、《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我们体会到的是那种不管岁月的长河如何流逝，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人类最普通也最珍贵的感情——父母之情；读《藤野先生》（鲁迅）、《回忆鲁迅先生》（萧红）、《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羡林）等散文，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对恩师的崇敬之心和感激、怀念之情；读《给亡妇》（朱自清）、《亡人逸事》（孙犁）、《怀念萧珊》（巴金），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那种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思念亡妻之情；读《碗花糕》（王充闾）、《我的嫂子》（李辉英），我们能体会到那股浓浓的叔嫂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