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散文真情艺术美谫论
作者：滕永文
三
从审美的过程来看散文，创作主体的真诚是创造美和传达美的前提，但还不是艺术美的本身。要创造美、传达美，使作品具有审美品质，还必须有一系列“中介”环节，情感就是这个中介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散文作为抒情艺术，它抒发的是创作主体对一定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和情感体验，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它所特有的内容就是心灵本身，单纯的主体性格，重点不在当前的对象而在发生情感的灵魂”。因此，人们把散文当作创作主体的一种抒发“自我情怀”或“心灵独白”的文本。
散文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非常看重情感这一文学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因为，他们知道，情之所动，才有文学，文学是情感动态的形象化表现。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看作是创作主体生命的艺术形态，是生命苦乐等复杂体验所导致的情感波动。正是有了充沛的情感作为一种动力性因素，文学作品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抽掉了情感因素，那么，许多文学将不是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就是创作主体情感流程的实现。散文作为一种最直接、最具个性、最具真情的文体，它可以通过创作主体在多种多样的作品中所表现和流露出来的鲜明的爱憎、蒸腾的情绪、点滴的感受、具体的细节及有滋味的情调来传递这种真情，来传递这种来自创作者的深切体验和感受。散文正是通过“写自我的真实体验、真实经历、真实言行、真实心境”来凸现其真情艺术美的。
周作人曾于1922年写过一篇千字短文《初恋》，在文中他把情窦初开的少年隐秘心理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他写道：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矇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10]
这里，“我”的朦朦胧胧的初恋的喜悦情怀，“我”的自然属性的“本我”的性意识的端倪，“我”第一次对于异性的爱慕等内容都在这些美妙动人、撩人情怀的文字中流露出来，非常真实、自然、贴切而又传神，那种初恋的陶醉，初恋的幸福，初恋的深情，初恋的自作多情都在“我”的笔端真实地流淌。作家周作人没有粉饰，没有做作，只是如实地捕捉“我”的情态、“我"的心境。
作为世界性的文化名人和具有崭新思想的大学教授，朱自清最初的婚姻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旧式的，即完全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法则主宰的。这从他的早期散文《择偶记》和《给亡妇》中，可以看到事情的全部过程。另外，如果说中国旧式婚姻制度也可以产生“美满家庭”的话，朱自清也可称得上是一个典型例子。1916年寒假，19岁的朱自清奉父母之命在扬州与武钟谦女士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甚好，但武氏身体病弱，且操劳过度，终于1929年冬病逝，终年仅32岁，遗下三子三女。1932年10月，朱自清用他固有的至情妙笔，写下他的名文《给亡妇》，寄托他对前人的未忘之情。在该文中，作者追忆了亡妻武钟谦生前的种种往事，与其说作者在为死者哭泣，不如说是生者在向死者致歉。妻子的辛劳、克己、无私以及对孩子、丈夫的挚爱，在作者的笔下一一展露出来。普列汉诺夫说过：“最大的美在于真和朴素，而真实性和自然性构成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11]《给亡妇》就写出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切身体验，作者在对现实生活的叙写中，充满了对亡妻的真挚的思念之情、内疚之情。全文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美丽的修饰，没有技法的炫耀，而是朴素、实在的追思，就像作者在与亡妻对话，至痛的思念，没有裹挟泪水；至痛的倾诉，没有哭泣的哀嚎。那明白如话的叙述，那通俗易懂的语言，就像一泓秋水，缓缓地流进读者心田，那实情实景，却让人刻骨铭心，实难忘怀。
海明威曾说：“你别美化，坚持写出实际的状况，如果你想美化，你不但做不了好事，也写不出实际情形来。”这里，海明威强调的是写实，写生活中的实人、实事、实景、实物，进而写出作者的真实情感来。散文这种讲究真实性的文体，其所蕴含的情感理应是真实的，但真实而缺少真挚性的情感则很难打动读者。真挚，应该是一种强度和深度的要求，情感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真实上是不够的，否则很难产生动力性效应。也就是说，散文创作中所强调的真情，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真实，理应以“典型的个人笔致”把真实的情感写得情真意切，达到强烈感人的程度，要能找到“真挚”之点，只停留在一般真实的程度上是意义不大的。像巴金的《怀念萧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充闾的《碗花糕》、宗璞的《哭小弟》等作品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读者，是因为它们都是充满了真挚情感的好散文。
四
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曾这样论及情感及情感教育：“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他也有很丑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所以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12]他认为情感教育的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絜，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13]著名教育家、美学家蔡元培先生也曾说过；“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14]散文作为一种富于主观抒情性的融汇了作家真诚个性及深层人生意蕴的文学体裁样式，也是陶情冶性、给人以审美享受、实施美育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因此，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就应该注意“情感的陶养”，既要注意情感的深沉、真挚，又要注意抒情的“度”，不矫情，也不滥情，同时，还要使表达出来的情感合乎健康的审美情趣，不应媚俗、低俗。这也是散文真情艺术美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散文的写作中，不管创作主体采用“一泻无余的‘奔进的表情法’”（即用“喷”的方式，直陈心曲，直接剖白内情，直接抒发自己激越、奔突、翻涌、腾跃、燃烧的情感，它常常以独白式或宣告式的形态出现，作者的情感活动呈透明状，同时也可以映照出作者率直的个性），还是采用“含蓄蕴藉的表情法”（此抒情方式常常借助外在形象的描绘或叙写，隐曲吐露作家的衷肠，或情隐话中，或情隐景物），[15]都应该抒写出创作者真挚的张扬着个性的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情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