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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关于巴金作品讨论运动的实质
作者：王龙飞
巴金作品遭到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颂扬了个人主义人生观和脱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认为《灭亡》、《爱情三部曲》中的革命者都是“鹤立鸡群”的“救世者”，把群众看成是“自愿被吃的奴隶”。他们忽而狂热，忽而颓废，任凭疯狂的激情支配自己的行动，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而《家》中觉慧反封建的目的不过在于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因而反封建很不彻底。而这些“小资产阶级看了，当然是正中下怀”，因为“小资产阶级往往自私软弱”[5]。
其二，对于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和颓废感伤采取了美化态度。认为巴金通过强调觉新是长房长孙而原谅了他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帮凶行为，而觉新的难处就是要顾全那个封建大家庭，不使崩溃。顺着这样的逻辑，巴金则有意无意地当了觉新的“帮凶”，就因为他同情觉新的处境，而不是彻底地批判。并且其暴露也就仅限于旧家庭的不合理与腐朽，而不关心怎样去摧毁这个制度。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些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反对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树立集体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树立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讨论围绕着一个中心——当前的政治社会需要。其中就有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学的党性原则不容攻击”[6]。而姚文元则著文称：“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政治上、艺术上两个方面去分析作品，并把政治分析放到第一位。政治和艺术，是对立面的统一，两者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承认两个标准而只承认一个标准，那或者就陷入资产阶级的艺术即政治谬论（历来一切修正主义者提倡的所谓“写真实”都是从模糊政治标准开始的），以艺术性来掩盖美化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性；或者陷入政治即艺术的教条主义，否认艺术作品中有不同于政治性的艺术性存在。”[7]姚文元进一步指出，我们要的真实是反映了生活发展根本规律的真实，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是政治上正确的真实，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带有普遍性”。而这正是这次讨论所围绕的中心。
三
从讨论的发展演进过程来看，这次讨论绝非一般关于文学艺术作品的“争鸣”，而仅仅是以此为开端，或者是凭由，其实际远远超出了作家、作品的范围。姚文元评价这次讨论是“一场深刻、细致而又复杂的思想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同时也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的斗争”[8]。
王世德在《今天的青年应该怎样看巴金作品》（《读书》，1958年第20期）一文中讲到巴金作品的消极因素影响青年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思想中原有着消极成分，就特别容易接受巴金作品中相通的东西，加深和发展自己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另一种是自己思想本单纯，但因为出身为小资产阶级，出于本能不自觉被吸引，不知不觉接受错误思想影响。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不止是简单地告诉人们一个主题思想，它是通过细腻的描写表现具体的生活情境和人物的喜怒哀乐、言行举止的。而这些具体的表现饱含着作者的爱憎情感和他对事物的评价，作家及其创作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和途径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所以，当我们还未彻底改造，灵魂深处还有很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时候，阅读文艺作品就更必须要“政治挂帅”，首先从政治上分析一下他们的性能：是促使人更加热爱集体、积极向上呢，还是使人消极颓废、离群索居？将王世德的看法引申开去实际上就是在特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通过对巴金作品的讨论从而确立一种新的看问题的视角。巴金的作品产生于旧民主主义时代，主要反映的也是该时期的社会，其中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不合今天实际发展需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则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进而影响社会，因而有必要做出修正，通过讨论与批判将认识统一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来。具体就“巴金作品讨论”的实际而言，这实际上是文艺思想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
回观历史，很容易发现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第一次。从建国开始，在文艺界就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而实际上这种“大批判”式的批评成规，并不肇始于建国之后，“革命文学”论证，“两个口号”的论争，乃至延安时期的对王实味、丁玲的批判，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政治火药味十足的“大批判”式的文艺批判风格。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件则是这一系列讨论与批判的纲领性文件，“延座讲话”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则是讨论和批判的衡量标准。在这次讨论中许多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毛泽东“延座讲话”的相关论述：“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
综合考察这一时期诸多的文学作品批判讨论活动，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许多关于文学问题的批判话语带有强烈的情绪化的政治斗争冲动。这种文学问题转化为政治斗争的言说方式，构成了这个时期风起云涌的“大批判”式样的文学批评风格，是以“反常”、“非常”的手段表达“正常”的文学观点的一种批评陈规。以特殊的方式传达着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期待、要求和焦虑。换另一个角度看，“大批判”式的文学思潮运动历史，除了以文学批评表达政治观点的作用外，还承担着规划、组织、指导文学生产的功能。“大批判”振聋发聩的“宏大观点”，既有警示意义，又有为文学创作“导航”的功能。从建国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几乎绝迹，工农兵形象占领审美领域的事实看，主流意识形态以“大批判”方式表达的审美取舍，确实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作用。差不多同期进行的关于《青春之歌》等作品的讨论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对初版本的修改则更为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批判的实际功效。
所谓“大批判”式文学批评的规划、指导作用，以及最终的效果，更多地在于对文学作品的感性叙述层面的控制和规训上。这个感性的叙述层面是指叙述语言、人物的感知角度、故事结构的比例分配、叙事切入的角度、叙事注意力的分布形态、语言的阶级特征等微观要素。这一时期被批判被批评的文艺作品，一般说来，在主题层面上，并不见得出现了太大的意识形态偏离。只有在微观的叙述层面即小说的感性方式上通过“合法性”的检测，才能最终决定此时期文学创作的是否“合格”，是“香花”，还是“毒草”。
通过对旧的文艺理论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批判，是建设新的文艺理论系统和新的政治话语系统的一个主要途径。这样做虽然对更新人们的文艺观念，进而更新思想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这样的规训毕竟还多停留在理性的认识阶段。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具体的文艺作品的批判式分析，才可能以振聋发聩的方式“扭转”当时人们的欣赏趣味，培养人们对作品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敏感能力和辨析能力。而这个复杂的过程可以简化为：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讨论与批判→建构一种新的文艺观念→确立一种新的符合现实需要的话语体系。亦即通过在微观层面上的修正与规训达到在宏观上建构一种话语并将之合法化进而服务于现实的目的。
注释：
[1]《读书》原名《读书月报》，始创于1955年，1958年第4期更名为《读书》（半月刊），1961年13期后停刊，1979年复刊。当时其主要功能在于介绍书籍，指导阅读，发行量巨大，影响相当广泛。
[2]《读书》，1958年第16期
[3]《读书》，巴金作品讨论《编者按》，1958年第16期
[4]陈传才 陈衍俊：《巴金作品的真实性和局限性》，《读书》，1959年第1期
[5]王世德：《今天的青年应该怎样看巴金作品》，《读书》，1958年第20期
[6]北京大学鲁迅文学社第二小组：《文学的党性原则不容攻击》，《读书》，1958年第20期
[7]姚文元：《分歧的实质在哪里》，《读书》，1959年第2期
[8]同上
[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参考文献：
《读书》，1958年16—21期，1959年1—2期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辜也平：《近二十年来巴金研究述评》，《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1期
王龙飞，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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