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论现代儿童诗性的失落
作者：包玲玲
——Pestalozzi
一、“代沟”与“迎合”的家庭
回顾历史，儿童世界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多所遭递，却始终没有脱离“成人宰制儿童”的阴影。每个家长爱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却不爱儿童。即使他们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儿童世界的某种不适，他们也不愿拨开重重云雾，看个究竟。因为那个拥有强大力量源泉的未知世界，一经开发，就有可能威胁到成人世界的原有地位。对于儿童的问题，他们唯一感兴趣过的时刻，也就只在娱乐层面和工具层面。
仿佛家庭与孩子之间，从来都有一条代沟。儿童们有时会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就不明白我们的话呢？”“他们为什么总要歪曲我们的思想呢？”殊不知，在成人的观念中已有一个约定俗成存在了，那就是他们一致地认为：儿童何来思想可言！
在一次家庭会议中，父母双方讨论着。
家长：“近来有很多孩子对学习产生倦怠感。”
孩子插进话来：“谁？在说谁？明明还是蕾蕾？他们什么时候起产生这种感觉？他们为什么觉得烦？烦多久了？哎，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怎样才会开心起来呢？他们一定是像我一样为了作文和数学烦吧？他们和我比，谁会更烦一点呢？……”
“算了！（不同你说了！）”家长说完，在心里想，“真是孩子！”
以上这段对话勾勒出了家庭与孩子对同一问题在思维上的不同切入方式，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成人往往较关心现象内的解释，而学生较注重问题表面的情况。但是在“家庭会议”中，这种表面的量往往遭质的轻视。
其实，儿童诗性的失落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问题是，家长一再听任这种现象的持续——他们不吭声。他们嘴上说“我们要用孱弱的双肩承担起责任”，然而，在承担责任之前，他们甚至连回答的耐性也没有了，面对“没完没了”的问题，人类精神遗产中那些害怕、退缩的沉积物，正连同他们的怒气，以前所未有的气势爆发。对于这一点，人们还极不愿承认，因为人们害怕，害怕自己无法承担这个事实，害怕一句“孱弱的理由”成不了借口，更害怕别人对对话失败的追究最终落到自己头上。于是我们得到这样一种感知：一种情绪，一种由微小的触动所引起的无止境的崩溃。这崩溃却不同于往常，异样畸形地追究责任，让原本真诚美丽的对话竟然变得悲哀，一颗颗心终于变得诗意寡然，仿佛一座大山由于地下河的流动而慢慢地陷落……这便是家长自身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出自真心地担心孩子，爱孩子，另一方面却不敢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只因为，那会一时让他们的利益受损。
然后，一向擅长模仿的孩子们也变成了两面派。一些孩子则把自己扮成一个会说成人话语的“小大人”，会玩杀人游戏，对情歌感兴趣，交“小女朋友”，总之，把成人的那套复制过来。于是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儿童沦为模仿的生产者，“不爱创造爱重复”，“复制也当省时用”。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刻意地迎合，只有成为大人们所期望所认同的人，自己才会被其他人所接受。还有一些孩子意识到了代沟的存在，他们不再轻易地道出自己的疑问、创意、诗意，他们掩埋所有大胆的、不同的声音，以免泄露自己的绝对机密。也就是说，在家庭对话面前，他们选择了放弃。
以这个定义来看，儿童在家庭会议中其实是缺席的。大概大人们已经忘记了，儿童也是立体的现代人。
二、“束缚”与“自我束缚”的时代
泰戈尔说：“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1]这个小心灵，这个洁白的灵魂，他为我们的大地，赢得了天的接吻。他爱日光，他爱见他妈妈的脸。他没有学会厌恶尘土而苛求黄金。童年是午后的秋千，有欢笑，有梦想。
然而可惜的是，经过几个世纪，儿童的“童年”从未真正回复过。
长久以来制度化的生活对儿童诗性的束缚并不能在短期内消除。儿童就好像从远古来的孩子，到了这个时代，看到了自由的曙光，却不知所措，甚至不敢相信。仿佛一只好不容易从动物园里解放出来的金丝雀，兜了一个圈又径自走回了鸟笼——也许这个鸟笼跟中世纪的那个比会漂亮点，长点草什么的。孩子们丝毫不遗漏地延续了上一代的习惯，习惯自我束缚。即使社会改革允许他们飞翔，他们也会自我折翅。他们绝对不会习惯自己成为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主人，他们没有任何免疫力地接受着成人传染过来的行为举止、习惯、神经质，注意是像传染病一样深入骨髓，而不是简单的物体移交。
在这个大时代中，儿童无所不看（包括成人的暴力行为、猥亵动作），无所不听（包括成人的粗俗言语）。于是，儿童没有了心灵的独白与思恋，只有无比嘈杂的声音、无比紊乱的形象，以及污七八糟的气味。由于感觉活动已不再有心灵作为生命的基础，所以它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非心灵化倾向。在这种文化性的自我束缚中，儿童的心灵真正成为一种空洞的剧场，各种感觉印象在其中穿梭往来，却不曾形成任何有意义的思考与追问。儿童的人格特质被种种不属于他们的行事风格所淹没代替，他们提早进入了大人世界。[2]
因此，是否拥有自我解放的文化意识，便成为儿童的诗性生存与大时代的关系问题的原生态。儿童与文化制度的相互创造，儿童与文化制度的相互选择，文化制度与儿童的矛盾统一，文化的异化与扬弃，种种儿童与文化制度的纠葛都在这里扮演为有声有色、有说有笑、有歌有哭、有血有泪、有生有死的鲜活的童话或儿童诗。
从束缚中挣脱的蕴藏着树的属性的种子，会是如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呢——不看时代如何演绎儿童，而看儿童如何演绎时代。
注解：
[1]泰戈尔，《泰戈尔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页。
[2] 袁宗金，《回归与拯救》，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第137页。
包玲玲，浙江省宁波大学基础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