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词语背后的意义
作者：邢晓飞
同样旅居城市多年，摩罗宣称自己永远都是农民的儿子，我却更愿意用乡村知识分子一词来指称自己。中国绵长的历史中，乡村知识分子一直是乡村的异端。知识分子瘦弱的臂膀与劳动的粗粝无法达成共识；知识分子的机巧善辩遭遇沉默乡村顽强的抵抗，知识分子活跃的思考和独立更成为乡村亘久不变秩序的死敌。知识分子在乡村像是一些多余的助词，顶多是些可有可无的形容词。所以，以替天行道为己任的义和团曾发誓要杀掉每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就像一名勤奋的作家删掉自己文章中每一句废话。乡村权力拥有者也认为没有知识分子在一旁唧唧歪歪，世界将变得和谐、整洁，形成合人胃口的秩序。
但乡村知道知识分子并非一无是处，乡村占据着大地，知识分子经营着天空。飞机、火箭，还有电波从天空飞过，知识分子塑造的关于人生的理想从空中降临每个乡村，这些知识分子制造的有形或无形物体布满天空。相比较具体实在的大地，浩瀚无际的天空更让人神往。于是，知识分子罗曼蒂克的、玩世不恭的、性死亡的、喝咖啡的，总而言之是神经质的生活为乡民们津津乐道。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被乡村和自己对暴政反抗的想象整合在一起，乡村对知识分子的亲切感从来都是从对权力的反抗开始的，他们据此决定把知识分子划入自己的阵营。我们因此能理解，乡民们为何选择在乡村大地上培养儿女对乡村大地的疏离之感，他们鼓励儿女成为知识分子，鱼跃龙门，远走他乡。
乡村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是一次深度撞击，但只有少数人能一跃而为都市知识分子。都市知识分子偏爱在报纸副刊上大谈流行和时尚，习惯在言说的间隙表达对乡村的关爱。有时，他们也会非常严肃地讨论应该如何表达乡村。除了废话多和矫情这些个缺点外，他们基本上是好心肠的人。另外的大部分人只能和我一样成为一名乡村知识分子。据考证，知识分子源于城市。乡村知识分子处于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同时感受着城市的福祉和乡村的混乱，抵抗城市的喧哗又怀念乡村的宁静。矛盾经过长久潜伏会在城市某些节点上突然爆发。比如在医院，作为一名非典型乡村知识分子，我曾看到一位退休肝癌晚期患者让医院既同情又感激，因为他享受医保，一掷几十万金只为延长两周的生命。与此同时，一位几十年含辛茹苦的乡村老农因为不能支付几千元医药费不得不离开医院，回家静候死亡。面对此情此景，都市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进行客观的理性分析，乡村知识分子唯有黯然神伤而已。
乡村知识分子对城市和对乡村的发言一样模棱两可、底气不足，因为他是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背叛者。根基的覆灭让他对邪恶的抨击软弱无力。每天赶赴城市的盛宴却又不停诉说对乡村的离愁别绪，成为乡村知识分子生活的基调。他们惶惶然穿行于大街小巷，有如丧家之犬。在他们融入城市的时刻，丧失正成为他们的命运，乡村知识分子注定要在城市的温暖小巢中细数离乡之痛。
在电视里看到一名律师背地里为他的母亲捐肾，我赞叹这种纯洁的爱。我的妈妈已经很老了，我不能确定，在她需要我捐肾的时候，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付诸行动，尽管我是那么地爱她！而这，正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局限。
城市流浪汉
公元前两千年，耶和华为了考验亚伯拉罕，要求他把自己的独生子以撒杀死祭神，亚伯拉罕决定遵命。由于他经受住了考验，耶和华在最后一刻让他用一只羊代替，这就是历史上第一只“替罪羊”，无辜的羊替有罪的人赎罪。公元后两千年，城市流浪汉成为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替罪羊”群体。
电视、报纸、网络等现代话语霸权构造的新型都市帝国中，城市流浪汉被全面妖魔化，都市人的语辞炼金术把他们形容为某个黑暗王国的子民。流浪汉们在各种书籍句子中闪现，他们仇恨明亮的物体，诸如漂亮的衣裳、跑车、华丽广场和政府大楼。他们是城市的幽灵，在蛛网般稠密的暗道中行走，昼伏夜出，蝙蝠般滑过城市的夜空。他们被贴上“小偷、纵火者、抢劫犯”等标签，几乎可以与所有的罪行牵连在一起。唯一例外的是偷香窃玉，都市人把这一风流倜傥的行径留待自己享受。帝国语辞执法者拉出若干个确实曾犯下罪行的流浪汉游街示众，用以指称全部。然而，电视屏幕上他们无一例外的胆怯，活脱脱待宰的羔羊。城市每周治安简报中，这些温顺的绵羊被赋予飞岩走壁、杀人越货的强悍体力和技能。他们掌握富人的行踪，知道如何设置陷阱，心狠手辣，而且懂得利用候鸟般的行踪掩埋罪行。
都市帝国之所以把城市流浪汉推上审判席，大抵因为他们毫无还手之力。羊之成为替罪羊仅仅因为它是羊，狮子永远不会成为替罪的狮子。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城市流浪汉是城市最后的抒情主义者。他们以伟大抒情者的身份对帝国极力推崇的叙事潮流作了挑衅。众所周知，人类从农耕时代的抒情无可挽回地走向工业时代的叙事。对速度、数字的迷恋横扫一切，机器成为新的拜物教。每天，人们急急忙忙走出家门，进入商场、办公室及车间，被如出一辙的工作淹没，日复一日。人的本质被简化成生产线上的某道工序，甚至人本身也是机械社会格式化的产物。人们穿同样的衣服，唱同一首歌；一样的口头禅，一起网恋，集体自杀。
与城市流浪汉相比，最保守的都市平民也可算是激进主义分子。都市人疲于奔命的时候，流浪汉们悠闲自在，步调缓慢，心态平和。他们似乎是中国古代道教智慧的现代实践者，抱残守缺，清静无为。他们认为与其满世界地猎取金币和声誉，不如偏居一隅，关心思考真理、理智和完善自己的灵魂。在壮阳和丰胸广告掩埋一切的时代里，城市流浪汉堪称麦田的最后守望者。他们以独善其身为基本道德诉求，但对深陷于创富和拜金之中不能自拔的都市人并不嘲笑。他们甚至害怕自己的操守对都市人产生压力，他们选择异常低调的生活，在城市某个角落中可以连续几天一声不吭。
这样的品质在黑暗中发出了明亮的光辉，照亮了都市人的急功近利与孤独之痛。但也是这种明亮性使得都市人从短暂的羞愧转向无节制的愤怒。他们恶意中伤，颠倒黑白。流浪汉们对此并不反驳。他们知道都市人失眠、多疑并神经脆弱，必须有通道释放怒火以及沮丧。对于都市帝国要把他们吊上文字绞刑架的企图，他们也不反抗。因为他们知道，无罪的人必须替有罪的人赎罪。耶和华正是被钉上十字架，才得以成为一名神祗，光芒普照大地。这种品质甚至吸引了另一光荣族群的加入。伊沙写下这样的诗句：
你们拥挤在流浪之路上的那一年/北方的麦子自个儿长大了/它们挥舞着一弯弯/阳光之镰/割断麦秆自己的脖子/割断与土地最后的联系/成全了你们/诗人们已经吃饱了/一望无际的麦田/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城市最伟大的懒汉。
伊沙们终于明白归属：自己不是权力的婢女，不是只会唱赞歌的夜莺，而是一名伟大的流浪汉。某些方面，诗人必须向城市流浪汉虚心学习，学会消化煤、塑料、月亮和此起彼伏的房地产公司，还要像城市流浪汉那样在沉默中发出声音，出卖黑暗。
世俗之人并不明白流浪汉真正价值所在，他们参照自己的价值标准给流浪汉作出了定价。在五世达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中，妇女、流浪汉被定价为：只值一根草绳。如今，广大妇女同志已充分参与到时代宏大叙事和个人情色叙事中，身价得以大幅提升。值得乐观的是，流浪汉的身价总体也在缓慢提高。比如，现在杂志社给诗歌开出的价码大概是十行四五十元。当然，有时也会急剧恶化，我曾在家乡小镇上目击一名流浪汉在饥饿的袭击下悄然死去。伊沙写下饿死诗人这样的诗行，说明他对成为一名流浪汉抱有悲壮的决心。
（选自《随笔》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