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张爱玲小说的整体观照
作者：汪红星
很显然，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使张爱玲的许多小说既具有人性开掘的深度，又富有市民日常生活的广度，是雅俗共赏的文学精品。
具体说来，张爱玲的小说主要有这样几类：其一，通过以港沪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为切入点，揭示日益金钱化的都市旧式大家庭的丑陋，表现或挣扎或沉沦于这丑陋大家庭中生活的萎败与人性的荒凉。张爱玲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即都市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她所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如其成名作《倾城之恋》中华侨富商范柳原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却于偶然的大变动下娶了旧家庭出身的、离婚再嫁的白流苏为妻。《封锁》是一篇关于人们在都市邂逅的“寓言”：都市的一切都带有陌生、临时的性质，而于陌生、临时的环境中，人性的真实与生命的原生渴求迸发出来，但不变的永恒的是家庭与社会的凡俗虚假的伦理要求，陌生、临时的环境一旦消失，这伦理的封锁又露出了狰狞面目，没有人可以脱逃。其二，从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窥视城市舞台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张爱玲总能以女性的视角让人物用各种方式回到家庭。家庭是永恒的原点与终点，而都市不过是个人生命中的过客。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年青时候》中的潘汝良，一个个无不是都市人生的失败者，他们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与飞扬的都市之子相对，是一些软弱的凡人，是现代都市人的主体，他们最后总是回到家庭之中去，尽管这家庭倍极寒冷凉薄。在都市与家庭的夹缝中，世俗男女于婚恋离合的演出中，人性的脆弱黯淡显露无余。其三，描摹女性痛苦挣扎的轨迹，谱写女性人生的悲歌。张爱玲是极其了解生活在新旧夹缝中的女性生存处境的，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庭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金锁记》中的七巧用自己的青春，用受尽大家庭的欺辱，来换取一面沉重的金枷，这金枷既压制了她的情爱，也泯灭了她的人性，别人毁坏了她的一生，她又变本加厉的毁坏了儿女的一生。七巧所展示的是中国妇女破碎人格中最为惨烈的图景。不独七巧如此，在张爱玲笔下，似乎一切女性都是不幸的，同时也是他人不幸的内在动因。她们或无可奈何地匍匐在男性情欲的大网之下，一生只顾与人搭配家庭，使临时的组合婚姻成为女性的全部婚姻（《连环所》）；或写女人全面人格——妻性、母性、情人性的难以实现（《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类小说往往是张爱玲最成功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心理开掘与人性表现的深度。其四，刻画日常生活的凡庸琐屑，着意挖掘在生活重负下的变态心理，塑造变态人格，揭示生存处境的悖谬与颓败。《金锁记》中七巧的变态心理令人触目惊心，这种变态人格的形成正是其生活环境的悖谬体现。《心经》中的许小寒，《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都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变态人格。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极为狭窄，一般都离不开日常生活的描摹与男女婚恋的抒写，然而，由于其着眼于人性的挖掘与人生感受的刻写，使其小说具有了超越性的审美品位，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往往是普遍的人生况味。
汪红星，教师，现居湖北仙桃。